浅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胡铁民
目前，法学界、法律界对于在我国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也初步的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的主体以及赔偿标准等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对此，笔者拟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供探讨。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首先应涵盖人身权的全部内容。
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因此，首先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人会担心扩大这一范围会导致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并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会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消极影响，取决于的它的适用是否慎重，而扩大适用范围，只是为了更加充分的保护人身权，两者并不矛盾。
其次，还应将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提高到立法的层次上。对于死者人格权的保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确认死者家属和近亲属享有诉讼权的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公开性较之法律都有许多不足，所以应从立法上加以确认。死者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是与死者的人身权该不该受到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权利，也无法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骗，利用死者肖像作商业广告，揭露死者生前隐私，毁损死者名誉的。诸如此类的行径不仅仅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给死者的近亲属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论是从保护死者及其近亲属利益的角度还是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都应对死者的人身权进行保护。既然对死者的人身权必须进行保护，那么就必然要对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认为，“死者近亲属得请求两种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代死者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权行为本身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1]
(二)、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主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我们这里讲的主体，是指权利主体，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已得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在此不再赘述，仅就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阐述。
1、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有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或法人，我国立法承认了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基于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
保护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定代表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寝食不安，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2、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的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
三、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
（一）、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2]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3]（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
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
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4]。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注释：
[1] 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2000年第2期，第35页。
[2]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2000年)
共青团中央
中青联发[2000]3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2000年5月30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领导的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少先队成立5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共青团组织的带领下，在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开展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活动，为促进少年儿童的成长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谈话和对少年儿童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培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就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代少年儿童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他们的人生历程伴随着祖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将在他们的不懈奋斗中实现。引导和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是关系到国运兴衰和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
促进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加强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少先队首要的工作任务。
少先队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青团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的要求，把少年儿童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少先队组织的神圣使命。把竭诚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团结、引导、教育少年儿童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少先队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好少先队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二、充分发挥少先队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号召，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选择，是21世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工作，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素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为少先队组织开展素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施少年儿童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为根本宗旨，以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为灵魂，以培养少年儿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促进全体少年儿童主动地全面发展。
少先队实施少年儿童素质教育，就是要切实加强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通过生动活泼的活动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少先队的优良传统。要按照德育总体目标和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开展少年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要继续深化“手拉手”互助活动等富有实效的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出少年儿童易于接受的活动形式，培养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做到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祖国，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
少先队实施少年儿童素质教育，就是要大力培养少年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践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带领少年儿童在实践中体验是少先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优势所在。要引导和组织少年儿童在学好书本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按照江总书记“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题词的要求，不断深化“中国少年雏鹰行动”，把“雏鹰奖章”作为衡量少年儿童内在素质和能力的重要依据，通过“雏鹰争章”等有效活动载体，激发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的愿望，开发他们自身的潜能，帮助他们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接触现代科学技术，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转化为少年儿童的素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少先队在加强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过程中，要针对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实际，开展生动有趣、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艺术活动，把德育、智育的要求和增强体魄、学会审美结合起来；要围绕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大局，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把课外活动和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针对社区正在成为少年儿童重要活动空间的现实情况，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少先队组织，把校外和校内的活动结合起来；要配合扶贫支教工作，大力加强农村少先队组织建设，把城市和农村的少先队工作结合起来；要主动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
三、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
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是人民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力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少先队辅导员队伍是加强少先队工作的关键，也是学校整体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要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要认真做好学校少先队辅导员的选拔、聘任工作。将那些热爱少年儿童、熟悉少年儿童工作、作风正派、年富力强的优秀教师选拔到辅导员岗位上来。大队辅导员一般按不低于副教导主任的条件来进行选拔、配备，学校在聘任大队辅导员时，要报上级教育部门和团委备案。有条件的省（区、市）、地（市）、县（市）可以在同级团委或教育部门设总辅导员。
要在政治、工作、学习、生活上关心少先队辅导员。重视推荐优秀辅导员加入党组织的工作。要将辅导员的工作量折算成相应的教学工作量。在教师聘任、评选先进时，要将辅导员从事少先队工作的能力和成绩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辅导员享受中小学教师教龄津贴，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班主任津贴或教学课时津贴标准为少先队辅导员发放岗位津贴。全国优秀辅导员每五年表彰一次。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优秀教师和共青团组织表彰的先进个人中，少先队辅导员要占一定的比例。
学校要重视提高少先队辅导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把少先队辅导员的培训作为学校师资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正常师资培训渠道，为他们参加学习、培训创造条件，引导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学习、研究现代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儿童观、人才观、教育观、质量观，增强他们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和能力。要鼓励少先队辅导员创造性地开展少先队工作，提高少先队工作水平。
要在巩固学校辅导员队伍的基础上，不断壮大志愿辅导员队伍，调动家长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积极性，力争实现城市学校每个大队、中队，农村学校每个大队以及每个雏鹰假日小队都至少有一名志愿辅导员。
四、切实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是少先队经常性工作的领导机构，由共青团和教育部门共同组成，与同级团组织的少年部门合署办公。区县以上都应成立少工委，有条件的乡镇、街道也可成立少工委。加强少先队工作部门的干部配备，选拔优秀青年干部从事少先队工作并保持相对稳定。
全团带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重要职责。各级团组织要进一步明确少先队工作在共青团事业中的基础地位，把少先队工作纳入团的总体工作之中，进一步加强对少先队组织的领导，健全少先队各级工作机构，保证必要的编制。各级团委不能把少先队工作机构等同于一般业务部门，更不能以任何理由随意撤消或合并。要为少先队开展活动出思路，指方向，鼓励少先队组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把少先队工作作为检查、考核基层团委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团委的活动经费中要有合理的比例用于少先队活动，同时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将少先队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要努力加强各级少先队工作学会的建设，重视少先队理论研究工作。各级团校和青少年研究所要设立少先队研究室。要重视发挥队报队刊在少先队事业中的积极作用，为少年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少先队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它们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规划本地区教育发展时，要将少先队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统筹安排，把对少先队工作的指导、检查、考核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督导、评估的工作范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要参与同级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中小学校把少先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并将少先队工作情况作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部门要把少先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汇报，定期进行研究，及时指导帮助。要大力支持少先队开展各种活动，保证每周至少两个课时的少先队活动时间和开展活动必要的经费支持。要把少先队基础建设作为学校整体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加强硬件建设，建设好少先队队室、鼓号队、中队角、红领巾广播站、红领巾电视台等校内活动阵地。
各级团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加强区、县、街道、居民小区、村等综合性、社区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活动阵地建设，大力发展和建设各种少先队校外德育基地、劳动实践基地、科技活动基地、文化体育活动基地、少年军（警）校和国防教育基地等，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