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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关于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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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关于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文公共发〔201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各计划单列市文化局,本部各司局、国家文物局,各直属单位: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经文化部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文 化 部

                     2013年1月30日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提供知识信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职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供信息资源支撑和智力支持。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科学制定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对于明确未来五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序言
公共图书馆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是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终身课堂,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志。“十一五”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支持力度,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稳步增加,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通过实施县级图书馆建设、县级图书馆修缮、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等重点文化工程,各地公共图书馆服务设施网络不断完善,文献资源日益丰富,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手段不断增加,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队伍素质稳步提高,社会效益明显增强,公共图书馆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整体推进的良好发展局面。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在总体上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全面提供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图书馆服务,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设施网络尚需完善,服务网络有待健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文献资源保障能力有待提高,队伍建设需要加强,保障机制尚不健全。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七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把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继续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提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要求。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和政策环境,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二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时代赋予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三是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公共文化”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也必将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更为充足的资金支持。四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新型传媒技术的推广应用,对文化生产与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为新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如何把握好机遇期,提高经费效益,不断提升技术应用水平,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加快构建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摆在公共图书馆界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

二、“十二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依循“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重实效”的基本思路,以城乡基层建设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机制体制建设为保障,努力构建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全面提升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图书馆在保护文献典籍、传承中华文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培养公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责任,将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架构,纳入财政预算,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公共资金投入力度,保证公共图书馆免费提供基本服务和正常运转的需求。同时,倡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

——强化基础,注重创新。进一步夯实各级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基础,加强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整体规划,提高文献信息资源保障能力,强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加快高新技术在公共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推广,以技术创新促进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实现创新型发展。

——统筹兼顾,分类指导。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为目标,以地市级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为主要抓手,充分发挥城市中心图书馆在事业发展和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发挥县级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立足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级分类指导,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图书馆、农村和基层图书馆的支持力度,缩小事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以人为本,提升服务。继续扎实推进图书馆基本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基本文化需求。全面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益,提供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三)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服务网络,进一步增强活力,提高效能,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与服务效益明显提升,部分地区图书馆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加强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系统图书馆的共建共享,带动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从而使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使公共图书馆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重要阵地,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设施网络覆盖城乡。推动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建设,按照《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和《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力争使全国县以上图书馆全部达到国家建设标准。加强乡镇、社区图书馆(室)及服务网点建设,推进流动图书馆设施建设,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完备的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建设。

——服务网络惠及全民。在建立健全设施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总分馆制、图书馆联盟、流动服务、数字远程服务等多种形式延伸图书馆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获取的便捷性。积极拓展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在实现均等普惠的公共服务基础上,加强对特定地域、特殊群体的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图书馆服务网络。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加快推进。积极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大项目为抓手,在全国形成一个资源丰富、服务快捷、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的分布式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催生网络环境下新的文化服务业态。

——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不断提高。逐步在全国形成分级分布的,与各级公共图书馆功能任务相适应的,涵盖纸本文献、缩微文献、数字资源等各种资源类型的国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点开展地方特色资源建设,实现对地域性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利用。

——人才队伍建设有效加强。重点提高基层公共图书馆骨干的业务素质,加大对优秀中青年人才队伍的培养,特别是围绕古籍保护、未成年人服务、信息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等事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一批领军人物,造就一支数量合理、结构优化、素质优良、有良好职业道德与服务能力的人才队伍。

——法制保障体系日益健全。积极推动出台《公共图书馆法》、《古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快公共图书馆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建立健全公共图书馆法律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和深化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探索和建立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共图书馆体制机制。






“十二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地区
2010年
2015年

公共图书馆覆盖率
%
地市
81.98
100


86.10
100

公共图书馆达标率(部颁三级以上)
%
县以上
55.8
60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率
%
县以上

100

人均公共图书藏书量

全国
0.46
0.7

东部
0.65
1.0

中部
0.33
0.5

西部
0.36
0.5

人均公共图书馆年新增图书藏量

全国
0.02
0.05

人均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

全国
0.83
1.65

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总量
TB
全国
480
1000

有效读者总人数
万人
全国
2020
5050

文献外借册次
亿册次
全国
2.64
4

总流通人次
亿人次
全国
3.28
4.5

提供远程访问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比例
%


100

地市

90



50

图书馆专业

技术人员比例
高级职称
%
全国
8.2
10.66

中级职称
全国
32.4
36.29




三、“十二五”时期重点任务
(一)加强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为事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积极推进《公共图书馆法》、《古籍保护条例》等图书馆相关立法进程,努力实现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提高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1.推动《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公共图书馆运行发展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予以调整规范,保障公共图书馆履行职能,从制度上确保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2.推动《古籍保护条例》的制定实施。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完善《古籍保护条例》,积极推动《古籍保护条例》尽早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力争从国家立法层面规范古籍管理、保护与利用等工作,使古籍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中国古籍保护工作走上制度化和规范化道路,以巩固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已有成果,解决古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健全完善古籍保护制度体系,促进古籍保护事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3.推动图书馆工作相关业务标准规范的制定出台。依托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行业标准组织,设计、研究、制定有关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其上升为国家标准,逐步完善公共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颁布实施《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进一步完善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围绕数字图书馆建设等事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制订有关行业标准规范。

(二)进一步加强基层图书馆设施建设,力争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设施网络

以城乡基层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强对公共图书馆布局的统筹规划,按照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建设原则,在“十一五”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层图书馆全覆盖,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

1.推动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实施《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对设施不达标的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完成189个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规划完成后,基本实现全国地市级城市都有设施达标、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公共图书馆。

2.加强基层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县级和县级以下基层图书馆(室)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向贫困地区、落后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农村倾斜。充分发挥县级图书馆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在县县有图书馆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全国乡镇和街道文化站、村和社区文化室都设立图书室或图书馆服务网点,巩固和规范已有独立建制的基层图书室。

3.开展县级图书馆修缮项目。对全国馆舍面积未达标的县级图书馆修缮给予资金补助,努力实现县级图书馆全部达到国家建设标准,使其具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条件。按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推进县级图书馆达标升级,实现60%的县级图书馆达到三级馆以上标准。重点对沿边地区、偏远山区和广大农牧区未达标的县级图书馆改扩建工作给予支持。

4.推进流动图书馆设施建设。依托已有的图书馆阵地服务,大力推动流动图书馆设施建设,建立流动书库,为中等城市图书馆和县级图书馆配备流动服务车等流动服务设施设备。实现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因地制宜开展流动服务,建立起灵活机动、惠及基层群众的流动服务网络,推动图书馆服务进一步向基层、社区延伸。

专栏一:地市级图书馆建设重点项目

实施《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
对设施不达标的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完成189个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规划完成后,基本实现全国地市级城市都有设施达标、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公共图书馆。



(三)深入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培育基于新媒体的新型图书馆服务业态

依托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建立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生产,大力提高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与服务能力,努力建设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全媒体的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培育基于新媒体的新型图书馆服务业态。

1.继续实施文化共享工程。进一步发挥各级公共图书馆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十一五”基本实现“村村通”的基础上,以有效开展服务为重心,以打造精品、优化应用为重点,以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保障,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建设“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基础库群”,资源总量达到530TB;在城市社区、文化馆新建基层服务点,加强已建基层点的管理,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到“十二五”末达到基层服务点100万个,入户覆盖全国50%以上的家庭;利用“云计算”和“三网融合”技术,提升整个网络的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大力推进进村入户,广泛开展惠民服务,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计划”为重点的网络培训;与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相结合,加快建设以公共图书馆、学校电子阅览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的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文化共享工程建成技术先进实用、传播高效互动、服务便捷贴近、管理科学规范、体系完整可控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重点工程。

2.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和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借助全媒体提供数字文化服务。通过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强资源共享,扩大资源总量,形成规模效益,有效扩充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全面提升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拓展服务渠道,丰富服务手段;推广我国在数字图书馆软硬件平台建设方面的成果,搭建标准化和开放性的数字图书馆系统;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电网为通道,借助手机、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使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覆盖全国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为广大公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打造基于新媒体的图书馆服务新业态,使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惠及全民。

3.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网络文化权益为目标,以未成年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依托文化共享工程的服务网络和设施,以及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丰富的数字资源,与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乡镇文化站建设、街道(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建设,以及中央文明办组织实施的“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相结合,在城乡基层大力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努力构建内容安全、服务规范、环境良好、覆盖广泛的公益性互联网服务体系。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将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性上网场所,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活动;将进一步完善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室)的软硬件设施,增强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室)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把更多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数字资源传送到社区、城镇和农村,活跃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推进全社会的信息化。到“十二五”末,努力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在全国乡镇、街道、社区的全覆盖。

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在组织实施上,统一规划,统筹兼顾;在技术平台和网络建设上,做好协调,不重复建设;在资源建设上,各有侧重,突出特色;在标准规范上,统一规则,相互兼容。三大惠民工程互为支撑,互相促进,形成合力,共同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专栏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重点项目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大力推进服务网络建设,在中西部地区积极推进“进村入户”。建立“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基础库群”和“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库”,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数字资源译制等。到2015年,争取资源量达到530TB,入户率达到50%,建成资源优质丰富、技术先进实用、传播高效互动、服务便捷贴近、管理科学规范、体系完整可控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十二五”末,建设总量达10PB的数字资源(其中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000TB,每个省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100TB,每个市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30TB,每个县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4TB),服务覆盖3000万有线电视用户、7亿手机用户,同时100%覆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各级中心和基层服务点,在全国形成一个资源丰富、服务快捷、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的分布式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
以未成年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与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乡镇文化站建设、街道(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建设以及中央文明办组织实施的“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相结合,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努力构建内容健康、服务规范、环境良好的公益性互联网服务体系。到“十二五”末,实现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乡镇、街道、社区基层服务点基本建有公共电子阅览室。


(四)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资源的保存与保护,强化公共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重要职能

依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等重大文化工程,按照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努力建设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资源保存保护和研究利用的合作网络,设立保护基地和实验室,加快推进公共图书馆对普通古籍、珍本善本、民国文献、少数民族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资源的采集、保存、保护工作,大力提高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研究整理水平,促进古籍研究整理成果的出版、展示与利用,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保护民族典籍,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

1.加大古籍保护力度。大力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继续实施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机制,继续编纂《中华古籍总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建立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鼓励海外古籍以各种方式回归,建立“国家级古籍编目、版本鉴定与修复专家”遴选机制,开展“文献修复师”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完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管理制度,健全科学、规范的修复措施。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采取数字化、缩微复制等方式,建设“中华古籍资源库”。加强对古籍版本目录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的研究,增进国际交流,学习各国保护古籍的先进经验。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促进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均衡发展。

2.加快革命历史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制定革命历史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启动“革命历史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全面开展文献普查登记工作,建立民国文献联合目录检索平台;编制全国《民国时期文献总目》,实现特色文献的专项保护,建立若干专题目录;改善文献存藏条件,完成一批民国时期文献试点书库的标准化建设;设立若干保护基地和实验室,对珍贵文献进行脱酸、修复、加固等原生性保护;加快民国时期文献的缩微技术、数字技术等手段,对文献进行再生性保护;加快民国时期文献的缩微和数字化进程,联合馆藏三宝或特色突出的收藏机构,共建一批高质量的民国时期文献全文资源库;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文献展陈手段,充分发挥革命历史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的社会教育作用;策划选题,加强出版利用工作;加强海峡两岸及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民国时期文献的共享和以各种形式回归。

3.加强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工作。推动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和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开展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不同语种的古籍保护,适时设立其他民族古籍保护专项。进一步发挥各地区少数民族古籍协作组织的作用,加强不同地区在同种民族语言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方面的合作与共享,促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全面保护。制定与实施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为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抢救、普查、修复、整理等各项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实现少数民族古籍的分级保护和科学管理。

专栏三:传统文化文献典籍保护重点项目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重点开展古籍普查、《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编纂、《中华医藏》的编纂、古籍数字化、古籍修复、西藏古籍保护、新疆古籍保护等工作。到2015年,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改善古籍保护条件,推动古籍合理利用。

革命历史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全面开展文献普查工作;编制全国《民国时期文献总目》和《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名录》;建立一批符合纸质文献永久保存要求的标准库房;设立若干保护基地和实验室,对珍贵文献进行脱酸、修复、加固等原生性保护;加快利用缩微技术、数字技术等手段,对文献进行再生性保护;策划选题,加强出版利用工作;加强海峡两岸及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建设多级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提高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保障能力

“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通过整体布局、协调采购、分工入藏、分散采集等方式,在全国建立若干地区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提高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保障能力。

1.建立总量丰富、结构优良的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加大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投入,确保文献资源达到一定规模并持续更新,“十二五”末全国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达0.7册,东部地区实现人均一册,中西部地区有明显增长。落实新增藏量指标,优化文献资源结构,建立涵盖纸本文献、缩微文献、数字资源、网络资源等各类资源类型的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体系,推动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科学发展。加快数字资源建设,特别是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少年儿童适用数字资源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数字资源的建设,在全国形成超大规模分布式海量数字资源库群,扭转目前中文优质网络文化资源藏量不足的现状。

2.建立与各级公共图书馆功能任务相适应的多级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依托国家图书馆文献资源总库和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的建设,将省级和部分中心城市公共图书馆建成本地区的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加大基层图书馆地方特色资源建设,为地区地方特色文化和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支撑,为本地区各级公共图书馆开展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信息服务提供保障,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多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国家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与长久利用。

3.加强资源建设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和完善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加强各级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领导,发挥行业组织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完善各级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特别是外文资源建设的协调合作机制。建设各级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促进全国性联合书目网络建设,协调部署地方特色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加工,形成一批地方特色精品数据库。鼓励基层公共图书馆与其他文化机构的资源整合,促进共建共享和有效利用。逐步建立起区域性、多层次、多形式的文献资源互补与共享机制,合理配置与整合文献资源,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方式,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

(六)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

“十二五”期间,要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服务创新,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服务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延伸服务,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资源和服务,全面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率,增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1.全面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十二五”期间,全面实施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层图书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所需经费的投入,争取到2015年,实现全国公共图书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内容与质量,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2.加强对农村基层、特殊群体的服务。在实现均等普惠的公共服务基础上,加强面向农村基层、特殊人群的文化关怀,丰富农村、偏远山区、弱势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面向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低收入人群、残障人群等特殊人群的图书馆服务,开辟服务渠道,丰富服务内容,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有效提高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供给能力。开辟面向未成年人的绿色网络空间,为青少年健康利用网络、提高信息素养提供条件,积极探索面向儿童的阅读服务。丰富边疆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层次和内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3.大力开展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建立各级图书馆的分层服务机制,在全国形成网络健全、结构合理、发展均衡、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大力开展讲座、展览、培训、读书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开展决策咨询服务,从整体上提高各级图书馆为立法决策服务的水平。积极探索适合基层特点、适应群众需要的新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方式,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流动服务、联网服务,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更好地向城乡基层延伸,继续推进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整体效能。

4.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专业化水平。将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作为提高服务质量的核心,通过合理规划馆藏体系、深入挖掘馆藏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分层服务、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有计划地开展馆藏和服务评价等方式,不断提高各级图书馆的服务专业化水平。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开展盲人图书馆、少儿图书馆、主题图书馆等专业图书馆建设。在示范区或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具有较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较好服务效益的示范性公共图书馆,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高。

专栏四:公共图书馆服务重点项目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
到2011年底,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到2012年底,全国所有一级馆、省级馆、省会城市馆、东部地区馆站免费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两个以上服务品牌。其它图书馆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


(七)加强新技术应用,以技术促进事业的创新发展

推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使高新技术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加快基层公共图书馆基础性技术普及和升级改造的同时,加强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形成以技术强化业务,以技术创新服务,以技术提升管理,以技术促进发展的良性发展机制,为事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加快公共图书馆基础性技术的普及。加强基础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在现代技术应用薄弱的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基层图书馆,提高业务管理自动化水平,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区域性集成系统,为区域性资源共建共享提供支撑。加大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技术的应用,加强图书馆网站建设,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设施开展各类型服务,使公共图书馆成为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基地。

2.提升公共图书馆新技术应用水平。以文化科技创新为动力,实施一批图书馆科技创新项目,自主研发一批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大力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积极开展基于手机、电视、网络提供服务的技术研发,加强新媒体服务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拓展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覆盖范围。通过知识组织等技术的应用,提升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加强图书馆新技术应用的理论研究,组织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八)加强科研工作,为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加强全国公共图书馆科研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总体设计,围绕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确立重点研究领域,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建立科研工作、人才培养与业务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事业的科学发展。

1.加强科研工作的宏观管理。以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为契机,加强公共图书馆科研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总体设计。加大对图书馆发展研究的投入力度,建立公益性行业(图书馆)科研专项,在国家科技经费中列出有关图书馆发展研究的相关课题。鼓励公共图书馆与各类型科研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建立相关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为公共图书馆结合实践开展科研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建立若干公共图书馆重点研究基地,开展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将研究基地打造成公共图书馆事业战略发展的智囊机构、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沿阵地、区域性公共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的试验田和新技术应用的孵化器。

2.加强事业发展重点领域研究。整合全国公共图书馆研究力量,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数字环境下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发展、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数字图书馆技术、图书馆标准规范、图书馆管理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研究。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项目)相结合,开展服务于事业发展的公共图书馆制度设计研究。

3.促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业务发展的有机结合。依托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平台,大力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共享、推广与应用,重视科研成果的出版,推动业务与服务创新。加强科研成果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使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科研对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促进科研工作、人才培养与业务发展三者的良性互动,通过科研工作促进人才培养与成长。

(九)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图书馆创新服务的基础和关键,按照“存量优化、增量优选”的原则,以“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为指导方针,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实际,探索能够有效发现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体制机制,造就一支数量合理、结构优化、素质优良、有良好职业道德与服务能力的人才队伍。

1.重视人才的选拔、引进和任用。完善图书馆人才政策和措施,建立图书馆人才发展专项经费,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图书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图书馆工作,鼓励各级公共图书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活动,提高基层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加大对优秀中青年人才,特别是数字图书馆、古籍保护、特殊人群服务、信息资源建设等重点领域领军人物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基层图书馆管理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人才公开聘任机制,建立人员录用考试机制。

2.加强教育培训,提升队伍素质。完善图书馆在职人员继续教育体系,建立继续教育效果考核、评价机制。加强与图书情报教育机构的联系和合作,通过开展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等方式,鼓励图书馆从业人员接受专业断续教育。建立全国及区域性培训基地,对全国图书馆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分层分类培训。逐步建立图书馆队伍培训长效机制,加强基层尤其是农村图书馆(室)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推进图书馆队伍培训规范化建设。

3.建立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探索实施对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运行保障人才进行分类界定的方式,推进评价体系多元化。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完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价方法。探索建立图书馆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职业准入方式,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建立以岗位绩效考核为基础的人员考核评价制度,健全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4.积极探索志愿者队伍建设。吸引社会人力资源以志愿者形式参与图书馆服务,成为专业队伍的有益补充。加强志愿者队伍的制度建设,探索和实践公共图书馆志愿者工作岗位的分类与界定,建立志愿者上岗的培训制度,保证志愿者岗位的服务质量,完善志愿者队伍管理制度。

(十)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升行业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以交流和吸收先进经验、拓展社会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以平等交流对话和广泛深入合作为手段,进一步扩大交流渠道,改进交流手段,深化交流内涵,提高交流质量,积极开创公共图书馆国内外交流合作新局面。

1.加强国内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图书馆学会等行业协会和区域性图书馆共享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公共图书馆之间以及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类型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图书馆联盟建设,重点以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全国公共图书馆展览联盟为平台,开展社会教育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与港澳台地区图书馆的广泛联系与合作。

2.拓展国际交流。加强与国际图联等国际组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图书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积极争取国际图联等国际组织常设基金对我国公共图书馆项目的资助。巩固和深化已有的交流与合作项目,策划新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重点加强在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数字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的建设,建设中华文化数字资源库群,通过网络向海外用户提供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鲜活的中华文化数字产品,不断增强中华优秀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为确保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十二五”规划各项任务的落实,需要有必要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推进管理机制改革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一)推动宏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全国公共图书馆统筹协调发展

建立政府宏观管理、行业组织专业指导、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组织保障体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责任,实现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宏观科学管理。加强图书馆行业组织建设,强化行业组织在事业发展中的专业指导和行业自律功能,探索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的公共图书馆行业管理体制。

(二)深化内部管理运行机制改革,激发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活力

以转换机制为手段,以增强活力为重点,以改善服务为宗旨,推进公共图书馆深化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转变观念,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研究,探索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创新。立足现实,因地制宜地推广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

(三)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持续稳定发展

围绕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建立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机制。将公共图书馆人员开支、资源购置、基本服务提供、数字图书馆建设、设施设备购置与维护等日常运行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逐步提高经费保障水平,以保证公共图书馆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免费开放经费保障机制,经费投入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探索建立公共文化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大力吸引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到图书馆建设,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体系。建立经费投入的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经费结构科学合理,经费投入效益最大化。

(四)建立完善监督评估机制,强化服务标准考核

积极推动将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指标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以绩效评估为手段,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重点加强对专项资金和重大项目的监督考核机制。围绕全面提升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和《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各级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建立健全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评估考核机制,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公共图书馆评价体系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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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权力之间
——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演变

王仰文


[内容摘要] 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被台湾学者尊称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坚信“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在其研究、鼓吹宪政的过程中,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国家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有屡屡迁就甚或屈从,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每每落得无奈的结局。

[关键词] 自由 权力 宪政思想 演变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森,号立斋。1887年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6岁读私塾,12岁即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是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使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赫然出现在广方言馆门外的通缉令和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对年幼的张君劢日后的终生志趣产生了最初的影响。1902年,张君劢中了宝山县秀才。翌年春,马良(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震旦学院首次招生。他被《新民丛报》上由梁启超所撰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所吸引,文章中梁启超明确宣布“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张不惮于高额学费,欣然前往,后因学费无继,中途退学转入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不及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其后又经友人介绍,先后任教于长沙和常德学堂。1906年秋天,张君劢获取公费留学的机会,东渡扶桑,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后转而修习法律和政治学,正式与现代学术接触。当然他在日本求学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对政治的关注,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学识参与了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讨论中来,并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积极参加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是1907年成立的“政闻社”的骨干分子。1910年夏,张君劢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911年武昌起义后,本来曾一度力主联合袁世凯的张君劢,对袁上台以来的内政外交措施感到强烈不满,多次著文抨击袁氏的内外政策,《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发表后更是激起了袁氏的极大愤怒,成为原立宪派中最早与袁分道扬镳、首举反袁旗帜的第一人,也是辛亥革命后,为躲避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第一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1月取道俄国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经梁启超电邀,放弃博士论文写作,回国攘助反袁起义。1918年,张等6人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时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Rodolf Ericken学习哲学。
张君劢从政治学到哲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去了一个政治国,又来了一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1922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
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一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对于张君劢说来,‘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一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一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
综其一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 “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一私名利”,“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 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一、 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

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而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 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一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断裂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19世纪的70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 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 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 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一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1920年。”
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概念的理解,大都与民主政治的内涵相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陈启天认为民主政治‘需要一种全国共守的根本法律来确实保障’,这种根本法无论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组织与活动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称为宪政’”。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种说法都过于概括而没有触及到宪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质内涵。当然也有人洞察到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微妙差异。张君劢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进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宪政。他注意到了“欧洲民族建国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指出“研究欧洲历史者,看见德意民族建国之完成,以为只须有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建国之目的;须知民族主义,不过建国之一方面,其余则有待于政治组织之改善”。 他对宪政的理解可谓深邃而独到,认为“人权为宪政基本”, 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
张君劢对人权与宪政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政理想之实现也是他一生的不懈追求,成为他宪政思想理论建构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饱受中西哲学浸润的他又极为崇尚理性与和平,认为人应当有理性,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没有理性,就没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相反,只有宽容和忍让,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渐进。他认为,民主宪政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而更为醉心于渐进式的改良。张君劢不仅备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断参考和借鉴苏俄等国的现实经验,以丰富他的社会改造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摆在张君劢面前的往往不只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诉求,在这之上更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因此,可以说,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就总体而言,学理性略显不足,逻辑也不够严密,他往往基于情势的需要,随意抽取自由主义的内容杂糅进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变更之处颇多。正是基于现实需要为旨趣的工具性,使其宪政理论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个似乎断裂的前后演变过程,自然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与权力的认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二、 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宪政的哲学思维

张君劢曾声称,他的哲学思想是德国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对洛克、约翰•密尔有十分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二十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十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领域中的堡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从而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而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到法国《人权宣言》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公开的宣扬和表达,并与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思想一起,把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辉影射到了整个西方,成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张君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又译为《代议制研究》)一书的摘译,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翻译的文章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
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其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张。他在一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异同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 。他分析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一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一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 张君劢以人性论作为“理性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观察现实的政治,他认为“政治与人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人类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说:“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 他认为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而非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决无所谓操纵与网罗”,亦无“利诱威迫于其间”。他认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条件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代表某一阶级和党派团体或者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国以来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营私逐利”的政党不同的而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国民政治知识的发展是政党“惟一根本”,增长国民政治知识是理想政党的“第一要义”。
张君劢所主张的“理性政治”实际上是国家民族的危亡兴衰置于第一要诣。此时的张君劢刚刚开始酝酿自己的宪政思想,可以说其理论思考还不是很成熟,更多的是基于哲学的理论高度,来理性的批判现实的政治,以求得国家政治矛盾的解决之道而已。在这种理性的思考中,国家民族的富强与危亡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力求保持调和的状态,因此,他并没有忽视和放弃寻找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点,甚至是必须这样做的。可以说,张始终认为民国并未真正实行民主,而民主政治是唯一之途。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一直没有动摇,“初未尝因苏俄共产主义获胜而稍变,更未尝因法西斯主义之成功而踌躇”,真可谓“三十年如一日”。 正是在“理性政治”观念的指引下,张试图精心设计一个中国未来的国家蓝图,这个蓝图中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成为了价值追求的目标。然而,可以说,从二十年代的理论探索开始,作为一个徘徊于政治与学问之间的人,张君劢非常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够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使得其理想有时不得不迁就或者与政治现实亦步亦趋。及至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张君劢没有附和对新政府的普遍的欢迎感情,反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为避免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不得不第三次悠游德国,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

三、 权力倾向:自由主义宪政的无奈选择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上台引发了30、4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西欧的民主政治确立以来,个人的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突飞猛涨,创造了令马克思称羡的超过几个世纪的财富。但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所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终于爆发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应付这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各国纷纷加强了政府权力,使不少人对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一股肯定新式独裁专制政治的思潮。张君劢对此不无关注与思考,他对移植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也一度充满了困惑,但是他对西方代议制的诊断是“过于自由”,“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结社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行使过乎其度,所以有今日法西斯主义之反动。” 他虽然反对独裁政治,但认为“我们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自然不能象19世纪之欧洲,专门侧重于政府权力之限制一点,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 在非常时期为了集中全国人民的心力以应对危机,加强政府权力是必要的。相对与欧洲各国,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样,他断然改变了原来的初衷,认为“吾国昔日虽未尝行真正议会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倾轧之久言之,其不适于今后之中国。” 其次,这场经济危机还引发了日本为转移本国的压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许多知识分子如丁文江等人基于国外新式独裁政治思潮迅速作出回应,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归因于中国的不统一。他们相信如果中国统一,日本决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国要统一并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就必须立即实行新式独裁。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优于独裁政治,中国只能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
张君劢也参加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他提出了所谓“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认为要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价值,首先要确立一个比较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立国。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立国必须做到以下三条:“第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第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第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 依据这一标准,他认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各有利弊。英国的传统议会政治虽然民主,却是一种“以辩论为法门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谈和意见的分散,影响了国家效率;德国的独裁政策一贯,国力增强,但是却牺牲了言论、结社、思想以及个性发展的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基于对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上述比较,张君劢认为民主国家多自由,独裁国家多权力,在“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得平衡”。由此,他提出了“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的主张,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既与独裁政治不同,也与传统的民主政治有别的旨在调和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方案。
张君劢依据英国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观点,认为“一国之主要成分不外乎三,曰个人、曰社会、曰国家”。国家(政府)应握有权力,个人应享有自由,社会应维持应公道。 “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调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求一种调和方案”。然而,“侧重自由者,各个人之自由伸张,而忽视国家权力;侧重权力者,政府之行为敏活切实,而个人之个性毁灭。”两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就是要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在他看来,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之所以各有长短,在于没有很好的划分权力与自由的范围。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一、国家行政贵乎统一与敏捷,尤须有继续性,故权力为不可缺少之要素;二、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之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缺少之要素。” 权力和自由的范围是:“(1)行政贵乎捷速与号令统一,鼓应以之属之于国家权力。(2)思想与创作的工作,出于心灵之思索与修养,故应以之划入自由的范围。” 权力和自由只要划分适当,就既可得一敏捷之政府,又可保障个人之自由,二者之间完全可以兼容并存。他也相信,以此划定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范围,必定会建立起一种在原则上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紧急时刻能够立即集中全民意志与力量的制度。他主张中国在确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时,就既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独裁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政府权力,而忽视人民自由;也不能像18、19世纪的欧洲民主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政府权力,使政府各方之间相互掣肘,难以敏捷。而应当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到一种平衡”,“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在张君劢看来,“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并且他也相信“此即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 在论及如何保障自由与权力的平衡时,张君劢认为,“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 具体来说,就是要保证人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参与政府的权利以及思想、言论与结社的自由。同时要保证权力的集中统一,防止政出多门,以提高行政效率。张君劢认为依据上述构想分配权利与组建政府,就能够使自由与权力“两得其平”,体现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也稳固和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不因议会而动摇,议会不因其权力过渡而减之”,它在原则上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
尽管张君劢相信自由与权力任何一方的滥用,对于尚在酝酿“立国之道”的中国都可能遭致两败惧挫的后果,并且为自由与权力划分了大致界限。但是,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存亡的危机,仍然试图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取一种相宜于时势的和谐。张君劢进一步指出,自由和权力的轻重,应当看时代而定,“得依它的环境情势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 “吾民族之在今日,正为存亡绝续之交,其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有断然也。” “及至国难临头,尤贵乎事权之统一与执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权力托之于战时政府。” 在民族生存权受到威胁的境况下,“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明显偏重于政府权力一方。“既要排除困难,一切政策应向此目标进行,自然一切权力应集中于政府之手,让政府放手去做,用不着像十九世纪议会可以多方牵制政府”。 他根据自己所定的立国原则,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11条方案,其实质是通过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加入内阁,以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局面;通过限制立法权,加强行政权以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突出国家地位应对民族危机。这样就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权力扩张的要求,所以张君劢不无得意的声称“独裁政治的长处已吸收在十一条之中了”。
张君劢为了克服19世纪议会政治下“重自由而忽权力”的弊病,将拟定的十一条方案的重点放在了“议会政治流弊之矫正”上。或许张君劢太看重政府权力的重要性了,太过于相信执政者的个人理性,同时他又急于试图在短期内找到国家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他当然明白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和膨胀,势必对个人自由的发展造成威胁,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实行政府权力的集中,个人自由才能得以保留,在其理性国家的价值排序上,个人自由在国家危机和民族存亡面前只能一退再退。在他所精心设计的政治蓝图上,试图达到的权力与自由的平衡最终演变为权力压倒自由的尴尬。尽管张君劢主观上确实希望把中国政治引上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轨道,但面队现实,他却又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使自己的主张大打折扣。然而倡导权力逐一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于是到30年代末40年代,他又再次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其政治天平上卸下了权力一端的砝码,并随着对自由的再度重视逐渐恢复了自由本身所固有的价值。

四、 自由优先:自由主义宪政的理性回归

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亡、德意日法西斯猖獗、西方民主政治式微和国家干涉主义盛行的国内外环境中,张君劢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对个人自由的呼吁和关注显得十分微弱。“人权运动在此次大战以前,我们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没有成为重要的因素。” 在进入40年代后,鉴于国民党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肆意剥夺和践踏,特别是对包括张君劢本人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打击迫害, 他们痛定思痛,清楚地意识到“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 惟有力争,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正是由于饱受人身、思想、言论、出版、结社不自由的痛苦,他们把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称谓三大基本人权。作为人类尊严最重要体现的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因此,张君劢不断地著文,开始大力呼吁保障基本人权,为民主宪政摇旗呐喊。他认为18、19世纪欧美那段争取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权运动史,“值得加以研究,重新认识,再来提倡一番”,因为“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
1944年1月3日至5日,张君劢在成都《新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文章。文章中他批评国民党政权无“尊重人民权利之习惯”,而“人身、结社集会、言论自由三项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重且大者”,对这三项权利的保障问题“不宜待诸宪法颁布之后,而应着手于宪法未颁布之前”, 他强调“有宪法无人权,不能算是宪政,先有人权的保障,然后才有宪法”。 时论也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识”。
1、关于人身自由。张君劢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只有在违法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拘捕。国民政府要保证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拘捕、审判和处决。但今日之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政府可以“任意蹂躏人民的人身自由”,“实非国家前途之福”。
2、关于结社集会自由。他认为“政党是多数人的集合体,也就是所谓集会结社。凡民主国家,人民都必享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权”。 他特别强调给人民结社集会自由的积极意义,认为正是结社集会的自由给人民各抒己见的机会,也便于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人才,使其发表负责的言论。他指出,近代欧洲各国的法律对于人民之结社集会,只要“不以扰乱治安为目的,不以抵触刑法为目的”,应当允许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政府不应干涉。并且对于“结社集会之合法与否,由法庭判决”。
3、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他指出,言论出版之自由与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样,也是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之则为民治,无之则为专制。他认为,“苟人民无言论自由,则学术上无进步,政治上无改良之途径矣”,反之,“倘许多人发猖狂无忌之言,则治安混乱而法纪荡然矣”。张君劢要求尽早废除目前的事前监督制度,经立法院议决,制定一部新的出版法,使人民“养成守法之习惯”,且“自知其责任之所在”,“如有逾越范围之言论,政府自可于事后禁止其发行。”
为了进一步唤起国人对人权的关注与重视,1944年年初之后,张君劢又相继发表了《英国大宪章提要》、《现代宪政之背景》、《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等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三项自由“为人民基本权利问题”,是“现代宪政”的基本条件,也是“世界潮流与民意所向”,顺之“则国本安定;反之,则国本不定”。 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他指出,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人权运动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对专制王权与贵族的反抗,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即谓“政府权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范围之外”,其职责是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解说和研究,法美的人权思想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9世纪以后,历史学派和功利主义的兴起,社会契约论被人们扔进了历史的纸篓。但是人权思想却并没有被一同抛弃,反而相比更萌生出勃勃生机,更加深入人心,各国宪法无不列人权一章。对此张君劢的解释是,“社会契约说虽不必与历史上之事实相符,然而立国之正当理由殆无一而能逃出于社会契约与人权学说之范围外者”。 同时他也注意到,19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不但没有得到保障,相反却遭到无情的蹂躏和摧残。他说“苏俄之剥夺人民自由,乃所以实现其社会主义之大理想,故在同情于民主与自由之人,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而后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 他对世界人权运动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也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深刻,认为之所以出现人权被蹂躏和摧残的逆流,起于三个方面:“一曰起于政治,二曰起于经济,三曰起于国际。” 政治上专制政权的建立,经济上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夺,国际上列强对弱国的掠夺是人权保障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张君劢还为此开具了医治的药方和应对之策,他认为要遏止这种恶劣现象,“一曰民主政治之强化,二曰社会主义之实现,三曰国际和平组织之确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各政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张君劢先后发表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民主与反民主》等文章,并从哲学的高度对民主政治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说,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而且相比而言,前者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给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人权是民主的根本,“离开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国际新人权运动相适应,张君劢尽管在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上仍然持平衡论,但是由于先后的环境、时代不同,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30年代,基于国内外的形势的影响,在强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前提下,他根据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实质就是为了求得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向新式的独裁政治的方向修正,所以他特别强调“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实行,及至战时人民自然感觉权力集中之必要”,结果造成了事实上自由与权力的失衡。而及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等法西斯民主国家对人权的世界性践踏使张君劢深感震惊,当法西斯民主国家相继被打败,宣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破产和传统民主政治的胜利时,他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新式独裁统治和传统民主政治价值的在思考。加之他对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他认识到在中国缺少的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的自由,是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操作程序。

五、 结语

“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对于一生追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追求民主宪政的张君劢来说,他的思想和主张中似乎存在太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情绪化的成分,在民国政治的现实面前,他的宪政理想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不仅如此,其理想的宪政追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多劫难的命运面前还屡遭打击,而正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他的宪政理想才屡屡迁就或者屈从现实,不断进行修正。所以,我们无从也无意指责他具有流变特质的人权思想,对于他的种种主张只能将它嵌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尽管历史没有给他的人权主张提供足够的实践空间,但是这些观点主张对于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和人权观念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价值,也许会历久而弥香。

西安市小雁塔保护管理办法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106号



  《西安市小雁塔保护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7月16日市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8月26日起施行。

  市长 董军

  2013年7月26日

  

  西安市小雁塔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小雁塔的保护和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小雁塔的保护和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小雁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范围为准。

  第三条 小雁塔的保护和管理,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正确处理小雁塔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确保小雁塔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四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是小雁塔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小雁塔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小雁塔的保护管理工作。

  国土、建设、环保等其他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小雁塔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小雁塔的保护,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 小雁塔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履行保护职责。

  小雁塔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或者利用其进行经营性活动。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小雁塔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在小雁塔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九条 小雁塔管理机构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对小雁塔保护状况进行定期监测,并将监测情况报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对小雁塔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地质情况进行地质监测和地质灾害评估,防治各类地质灾害,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一条 市级相关部门、碑林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小雁塔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环境治理,严格控制各类建设活动和设施设置,保持小雁塔及其附属建筑历史风貌的统一性、完整性。

  第十二条 在小雁塔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文物保护、展示及考古无关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除文物保护、展示及必要的辅助设施外,不得设置其他设施。除因保护工作需要,不得在小雁塔本体进行任何作业。

  第十三条 在小雁塔保护范围内进行文物保护、展示及考古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严格限制附加建(构)筑物,确保小雁塔本体安全,与小雁塔历史文化价值和内涵相协调,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在小雁塔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其设计方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

  进行工程建设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第十五条 承担文物保护、展示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

  第十六条 小雁塔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小雁塔保护范围内开展活动应当确保文物安全。

  发生危及小雁塔安全的突发事件时,小雁塔管理机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同时向市人民政府和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确需利用小雁塔拍摄电影、电视和其他音像资料或者举办大型活动的,拍摄单位或者举办者应当征得小雁塔管理机构的同意,并制定保护方案,办理相关手续。小雁塔管理机构应当对拍摄单位和举办者的活动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小雁塔保护范围内的文物遗迹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发现、出土的文物,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小雁塔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3年8月26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