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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专利价值之谜 专利组合 专利竞赛 防卫性专利组合 进攻性专利组合
内容提要: 在当今专利制度中，尽管多数专利的价值往往少于专利申请和维持的费用，但专利申请案和授权量却急剧增长。这被称之为专利价值之谜，其理论求解应从专利获取的目的出发。竞争者之所以通过申请大量专利的方式形成专利组合，是因为它既是竞争者的防卫之盾，也是其进攻之矛。非竞争者所拥有的专利组合备受人们指责;但事实上，非实施企业拥有的专利质量大都可靠。此外，大量专利的形成是专利制度为鼓励专利竞赛有意而为的结果。因为由大量专利结合而成的专利组合能够区分市场上真正的创新者和模仿者，从而保障创新者的竞争优势。我国应该采取合理的措施鼓励我国的创新企业形成自己的专利组合。


一、“专利价值之谜”

知识产权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权之一;与此趋势相同的是，世界主要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以我国为例，截至2010年3月31日，我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累计突破200万件，仅2009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即达到314，573件;除此之外，我国2009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也同比增长37．1%。(注：参见《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较快增长》，http://www．sipo．gov．cn/sipo2008/mtjj/2010/201005/t20100520_519134．ht-ml，2010年7月3日。关于更详细的数据，可访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统计信息”网页。)美国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也同样急剧增长。在1990年至2005年间，年专利申请量从175，000急剧上升到380，000。专利申请案的年增长率达到8%，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该趋势不可变缓。[1]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两个时代，涌入专利审查部门的专利权申请数量要少得多。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早期，大量具有创新性的高科技公司仍然没有申请很多专利。这些今天蜚声海外的大公司包括苹果、微软、甲骨文、思科等。[2]例如，微软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其大量申请专利的策略始自1991年。该年，比尔·盖茨在写给他的高级经理的内部备忘录中指出:“如果人们理解得到专利的过程并把他们当时新的想法都申请了专利的话，整个产业将会处于一个完全停止的状态。我确信某些大公司将会把一些明显的事情，比如用户界面管理、算法，或者其他至关重要的技术都申请专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我们尽可能多地申请专利。”[3]在今天，微软公司拥有超过三千项的发明专利。

我国也有创新企业大量申请了专利权。例如，深圳华为公司连续三年申请的PCT专利分别达到1528件(2010，全球第4)、1847件(2009，全球第2)、1737件(2008，全球第1)。（注：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chive．jsp，2011年12月26日。）创新企业基于其市场策略而大量获取专利，继而形成了专利组合(patent portfolios)。所谓专利组合，一般是指市场主体基于其市场战略，通过申请或购买与某一技术(产品)相关的专利而形成的专利集聚。它与企业投资股票所采取的组合策略不同，后者强调投资的多元性，以协调投资的安全性和高回报性;专利组合策略强调特定产业中技术的相关性。[4]大量市场主体都采纳专利组合策略，这导致了专利申请数量的急剧增长。

然而，尽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出现爆炸性增长的结果，但作为专利组合中的一个单元，已授权的单个专利中的绝大部分从未被专利权人所主张、进行许可，甚至对其财产增减无关痛痒。经验分析也支持上述结论。例如，据1998年对美国专利进行的一项的研究，医药专利的平均价值仅为4313美元，化学专利为4969美元，机械专利为15120美元，电子专利为19837美元。[4]如果考虑到美国专利申请的费用大约在1万至3万美元之间，即使不考虑专利保护的成本问题，这也很难解释专利申请的数量为何会持续剧增。

这引发了人们对专利价值的讨论。“专利价值为何?这个具有欺骗性的简单问题已经占用了整整一代专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精力。因为现代专利制度出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价值之谜:一方面，出现了数量急剧增长的专利申请案;另一方面，所有的经验证据表明，单个专利的平均价值却是非常之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4]这一问题在传统的激励发明理论中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如果专利权的经济价值不大，为何人们要大量申请专利?如果专利权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4]

当代的专利法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并试图对此进行解释;而不同的理论路径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例如，有人认为，这些价值不大或没有价值的专利申请案涌入专利审查部门，使得专利申请数量急剧增长，导致了专利审理延滞和授权质量问题。以美国为例，审查员/专利申请案的比率在最近五年中增长了25%，专利审查员对每一项专利申请案的处理时间大大缩短。[1]从这一路径出发，人们认为这些专利对产业发展具有消极作用:它们形成了专利丛林，产生了反公地悲剧效果。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成为共识和官方的政策选择。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争相出台的知识产权战略对专利申请的激励措施产生了大量的专利，而有些专利的价值可能也不太高，人们对此颇有微词。如何评价大量涌入的专利申请案?专利价值之谜的理论解说或许能够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也能够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初步来看，大量专利申请案的出现与市场主体采取专利组合策略能够得以实现互为因果。因而，市场主体采取专利组合策略的动机，或许是破解专利价值之谜的钥匙或入口。

二、专利组合的获取动机

市场主体为什么要大量申请专利以形成自己的专利组合?这一问题的解决应该从专利权本身的特点来寻求答案。专利权不仅包括权利人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权利，它还是一项能够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即实施专利的一项权利。因此，专利申请的动机不外乎:或为保障营业自由，或为攫取许可使用费，或为限制竞争。从专利权的实施方面来说，大量专利申请所形成的专利组合之所以为大多数企业所积极追求，是因为专利权的申请和维护是为了保障其营业自由所需。此为所谓“防卫性的专利策略”(defensive patent strategy)。许可实施和禁止他人实施属于专利权的排他性特点，权利人积极利用专利权的这一特点而排除竞争者的市场进入或获取高额的许可使用费。因而，这类权利人申请或维护专利权的目的是作为竞争产品市场上的进攻工具。这些被称之为“进攻性的专利策略”(of-fensive patent strategy)。

防卫性的专利组合策略与进攻性的专利组合策略具有四个方面的不同特征:[2]其一，双方利益是否具有对称性。作为防卫之盾，市场竞争者之间具有相对应的利益是维持专利相持状态的重要因素。它被形象地称之为“专利冷战”，因为双方都拥有“相互确保毁灭”的专利“军备”。[5]专利组合能够成为进攻之矛，在于涉及该技术的商业模式存在多样化。对于产品市场的非竞争者而言，与专利权人相比，它就形成了非对称性的状态。其二，专利组合中的专利权来源不同。一般来说，构成防卫之盾的专利权大都是由竞争者研发并予以申请的;而专事“进攻之矛”的专利策略往往是以购买专利为主要途径。其三，防卫之盾的所有者常常会将其“专利肌肉”予以展示，例如IBM公司通过其网站年复一年地公告其作为顶级专利权人所获得的专利。但是，进攻之矛的策略往往需要秘密进行，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其四，强调专利权效力的不同层面。防卫性专利组合强调对专利实施权的享有，意在保障营业自由;而进攻性专利组合则主要以专利排他性来威胁产品生产者，强调“诉讼自由”(freedom to litigate)。[2]

从专利权的排他性出发，专利组合策略的采取者可能采用进攻性的经营策略。由于竞争产品为大量专利权所覆盖，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果是:一项资源或财产有多个权利人，众多所有者同时拥有对一种资源利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有效之排他性权利，结果最终没有人能够拥有有效的、实质性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率过低。密执根大学的赫勒(Heller)教授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系统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理论。[6]反公地悲剧不是产权不明晰，而是产权呈现支离破碎的状态。

反公地悲剧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认识到公有财产的价值。公有财产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市场失灵的产品上，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指出存在市场失灵时，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使得私人化的资源以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这些情形包括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外部性等等。其次，人们限制财产权的行使还包括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7]在知识产权领域，自赫勒和艾森伯格(Eis-enberg)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专利是否阻碍创新?生物医药研究中的反公地问题》一文后，[8]近十年来西方学者的大量文献将产权安排的反公地悲剧理论引入了知识产权尤其是对专利制度的分析，将现行知识产权的扩张称之为“第二次圈地运动”。[9]

与反公地悲剧理论强调的、因权利碎片化和权利人之间协调困难所导致的资源有效利用不足所不同的是，专利丛林理论所关注的是现有权利在保护范围上的重合性，它描述了不同专利之间因平行重迭而产生的问题。[10]专利保护的范围常常宽于发明人实际制造出来的产品。多项专利同时涵盖同一技术领域，有时是专利制度有意而为的结果，有时是因为专利审查部门经常颁发一些过宽权利要求的专利或者仅与现有技术稍有区别的专利。与反公地悲剧理论类似，专利丛林理论揭示了在最终产品上具有多个专利权的产业，所有人都难以合法生产出最终产品。因而，该理论认为专利法应该允许快速、方便的权利清算制度。这点与它的孪生兄弟———反公地悲剧理论不同，后者强调的是限制专利权利范围。

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反公地悲剧和丛林理论都是指涉专利权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 of patentrights)。概括起来，上述观点就是:所有权碎片化越明显，交易成本就越高，交易延滞的时间就越长，达不成交易的风险就越大。尽管反公地悲剧理论和专利丛林理论揭露了大量专利所形成的专利组合可能对竞争产品的市场形成产生阻碍，而且，在生物科技和半导体等产业领域，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所在。[10]但是，事实上，经验分析表明:绝大多数的专利未曾被许可，也未曾在诉讼中予以主张。其次，“尽管这些观点非常迷人，但很少能得到实证证据的特别支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调查表明，没有几个案件造成了研究工具许可和材料转让协议谈判中的延滞或失败。最近，李奇曼(Lichtman)的研究……表明，互相重迭的专利权实际上为交易谈判提供了便利，加快了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不是相反。这也同样在专利诉讼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即，当专利权碎片化和专利诉讼产出结果确定性较为明显时，交易更易于快速达成。[11]因为大量的专利权获取并非是因为其持有者均采取进攻性的经营策略，而是出于防卫性目标。第三，用于进攻性的专利权并不等同于专利权的质量可疑或价值低微。相反，如下文所指出的，它们往往是高质量、高价值的专利权。

事实上，由大量专利权所形成的专利组合，它们既是竞争者的“防卫之盾”，也是其“进攻之矛”。这两方面并非泾渭分明，在本质上具有“一体两面”之特征。很多企业不仅将其专利组合作为和其竞争者进行交叉许可的依据，并以此来保障自己的营业自由;同时，它们也常常对竞争者提出专利侵权诉讼，或者进行专利许可，以获取较高的创新回报。对于有些企业来说，进攻性的专利策略带来了实质性的利润。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2]它既利用专利组合来保障自己的营业自由不受竞争者干扰，还专门设立了“贸易与许可部”来执行专利权许可策略，其基本做法是，将诸如消费电子产品等尚未进入市场的技术予以许可，其2008年获得的许可费高达2亿9千1百万美元。不仅如此，它还针对非属其核心商业范围的市场参与者积极提起专利侵权之诉，例如对联想(Lenovo)集团modem和MPEG－2技术提出的侵权之诉。因此，防卫性专利可以用于进攻;而进攻性专利也可以起到防卫的功效。[2]

专利组合理论的主张者认为，专利组合的核心在于“整体优越于部分的总和”，它不仅是专利竞赛中的防卫武器，也是进攻武器。首先，通过对许多密切相关的专利排他权进行组合，专利组合大大增加了其能控制的有效范围(市场上受保护的整体范围)，从而超出了由不同专利集合所具有的有效范围。运作良好的专利组合就好比是超级专利，其规模效应使得持有人在特定市场上获得特别的市场力。[4]其次，专利组合还具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优势:多样性。专利组合由一系列不同但相关的单个专利组成，为权利人提供市场力之外的、财产多样性带来的诸多好处。例如，可以解决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将研发的范围扩张到与主流研究路径相关的区域，从而实现技术机会最大化;增强权利人的排他权，使其具有长期的可预期性和可靠性。[4]

三、专利组合并非问题专利的组合

专利组合既可成为防卫之盾，也可作为进攻之矛。这是大量专利申请案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据此，有学者做出了基本的预测:体现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的专利密集度将会持续升高，由此而会导致专利审查部门面临大量专利申请案的审查压力，专利丛林现象会持续扩大，专利诉讼会变得更为复杂和昂贵，大量的交叉许可和一般许可协议将成为普遍现象，单个专利的价值将会变得更为模糊乃至无关痛痒，由于维持大量的专利权需要较大的经济实力，最终，专利制度将越来越有利于大型的、财力雄厚的企业。[4]

对于竞争者而言，上述后果均属于专利组合作为进攻之矛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诚如反公地悲剧理论和专利丛林理论所指出的，它们导致了资源利用的不足和浪费。况且，诸如阿诺所指出的，竞争是创新的最佳激励，而不是垄断;专利制度应该将专利权严格限定在特定环境中予以保护，一般不应给予专利权人在经济市场上控制竞争的权利。对电灯产业、汽车业、飞机制造业、无线电、半导体以及计算机产业、化学产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等所做的经验分析表明，相比那些开发阶段就存在竞争的产业的快速发展，有较宽专利权保护的产业，其技术进步则要迟缓得多。[12]保护范围过宽的专利权阻碍了发明改进上的竞争行为，因而主张限制专利权保护的范围。

然而，讨论大量存在的专利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澄清的一个前提是:专利组合并非问题专利的组合。单个专利的价值较低，并不表明该专利属于问题专利。因为绝大多数创新属于累积性创新，尽管对基础发明的改进可能非属显著进步，但也符合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而且，发明的改进并不一定能够直接体现为产品的市场价值。所谓问题专利，是指不符合专利法所规定的授权条件而被错误授予权利人的专利申请案。（注：毫无疑问，专利组合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问题专利;而且，在专利组合的语境中，单个专利被宣告无效往往难以取消整个交易，因而应该通过审查程序将其剔除出去。）因此，我们将关注的是专利组合策略下，这些专利的价值究竟处于何种状况。

专利申请者存在主体差异，而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竞争者之间。事实上，持有专利组合的权利人不仅包括产品的竞争者，还包括不生产产品的非实施企业(non－practicing entities，NPE)。人们对于专利组合策略心存怀疑，他们首先剑指NPE。批评者常常指责NPE为专利钓鱼(patent strolls)中的渔翁，它通过经营效力存疑的专利权，从产品制造商处获得超额许可费，或者进行毫无价值的专利诉讼。然而，批评者的指责并不符合实际。对NPE的经验分析表明，大量NPE拥有高质量、高价值的专利权，也并未从事毫无意义的专利诉讼。相反，NPE通过识别并获取高质量、高价值的专利权，以此资助并鼓励了大多数成功的发明人从事发明活动，从而发挥了促进创新的有益作用。[13]

从NPE的类型来看，也证明上述分析是基本可信的。这些非实施企业可以概括为五种类型:

其一，专利行使企业(patent－assertion entities，PAE)。与实施企业不同，PAE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专利权，并将其予以许可或进行诉讼，而不是积极开发产品或将专利予以商业化。据对美国的实证分析，它们对所购买的专利均将进行严密的风险分析，这些风险包括:在进攻性的专利诉讼中最少能获得500万美元回报;需要等待1到5年的初审以及更长的上诉程序;该专利不能通过行政或司法程序而被宣告无效;与被告达成利润丰厚的许可协议之可能性;以及在专利诉讼中，产品生产者会采取何种抗辩事由，并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差异。[14]自2001年以来，此类诉讼增长了500%，仅2009年就出现了467起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利侵权诉讼。[14]

　　监狱的安全稳定，是监狱事业发展进步的永恒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这是所有监狱人民警察不断寻求和探索的课题，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必须把这一课题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坚持运用科学发展观，从社会发展和监狱的现状出发，遵循监狱事业发展的本质规律，寻求和探索实现监狱持续安全稳定的有效办法和最佳途径。

　　一、纯化监狱功能，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基本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党与时俱进，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并精辟地指出了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中“民主法治”既是首要特征，又是其它特征的基础和保障。监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的基本职能是惩罚和预防犯罪，核心功能是通过惩罚犯罪来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警示和预防社会犯罪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监狱的核心功能作用发挥的并不充分，我国监狱曾经的监企、政社高度合一体制的职能多元化状况及其影响，已成为监狱核心功能实现的最大障碍。即使近年来我国监狱系统已经开始并部分完成了监狱体制改革，但是，遗留在人们头脑中和习惯上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在监狱的具体工作实践中仍然还起着支配作用。如何使我们从过去那种监狱功能多元化的状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中摆脱出来，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必须认真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惩罚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监狱的本质功能。监狱这一本质功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首先应该从法律的层面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上，重新解读监狱的职能，科学界定监狱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承担的法律责任、担负的基本职能和应发挥的有效作用，逐步强化和纯化监狱惩罚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本质功能，弱化直致剥离其不应承载的如完成经济指标、创造经济效益、监狱办企业、办社会等功能。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和关押是传统的刑罚执行过程。我们必须从实现监狱的本职功能出发，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层面上来重新认识和看待这一过程，因此刑罚过程应该按照预防犯罪、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重新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上来。毫无疑问，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监狱工作只有以改造人为宗旨，把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作为中心任务，监狱的本质功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才会有基础，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

　　二、理清各种制约因素，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必要前提

　　监狱自身固有的属性和它所承载的特殊社会职能，决定了监狱在一定层面上必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交汇点。正因为如此，监狱的安全稳定，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会变革和形势发展变化的冲击和影响。所以，我们关注和思考监狱的安全稳定，不能单纯的就监狱自身的情况来思考，而应把监狱的安全稳定问题，放在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大环境中去思考和探寻。这样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应对自如。
　　从上述前提出发，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理清关系监狱安全稳定的各种制约因素的状态和趋势。我们可以将制约监狱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按监狱外部和监狱自身两个方面来区分，监狱外部主要包括：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社会犯罪的类型、手段、涉案人群的结构变化等等。监狱自身主要包括：监管设施、技术装备、物防技防的科技含量；罪犯群体的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监管安全防范长效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的建立完善和运行；监狱警察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执法行为和职业化程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决定监狱安全稳定状况的基本因素。只有理清了这些因素的状态和趋势，才能明确监狱安全稳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应该采取的措施、办法与途径。这是我们关注和思考监狱安全稳定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准则，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基本方法和准则出发，对当前监狱安全稳定所面临的形势和提出的课题、挑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考察。
　　（一）社会犯罪形态的变化，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新课题。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急速发展，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带来巨大变化，随之也给社会犯罪形态带来了较大变化，其中暴力型、智能型和带有黑社会性质以及跨地区勾结的团伙型等社会犯罪形态呈上升趋势，这种社会犯罪形态的变化，必然带来监内押犯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监内新的潜在不安定因素。据资料显示，当前一般刑事犯罪率有所提高，绝对犯罪数量相对增多，这种状况和趋势，致使我国监狱工作面临新一轮的押犯容量比超高、看押成本增高、改造成本提高的“三高”局面。这种状况势必造成部分监狱满负荷、超负荷承载的状态。所以这些情况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对监狱的安全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外，监狱的安全稳定，还要随时承受国内外有害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考验。如国际上频繁出现的恐怖犯罪事件，近几年巴西、危地马拉等国发生的狱内外黑帮勾结，引发的一些国家大部分监狱的黑帮大骚乱，以及我国的藏独、新疆破坏分子的暴乱分裂活动等，这些有害信息的潜移默化，直接或间接的对监内的危险因素起到了催化的作用。无不对监狱的安全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考验甚至威胁。
　　（二）监内押犯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的多元化趋势，是对监狱安全稳定的严重威胁。社会犯罪形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狱内犯情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表现，就是押犯结构的变化和各种危险因素的增加。当前集中表现为罪犯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的多元化趋势，其中暴力型、智能型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犯，其行为和意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隐蔽性，他们的犯罪意识和反改造思想的顽劣性植根较深，特别具有一定的攻击性、顽固性和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狱内潜在的危险因素。
　　此外，各种类型的累惯犯、跨地区的流窜犯、团伙犯，他们的抗拒改造、暴力倾向、报复意识、凶残性以及残存的再犯罪意识，一般刑事罪犯潜在的不认罪悔罪心理和变幻各种方式、手段逃避改造、对抗改造的行为和表现等等，无不是对监狱秩序和持续安全稳定的严重威胁。
　　（三）部分监狱监管设施陈旧、技术装备落后，是监狱安全稳定的潜在隐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监狱的监管设施陈旧，技术装备落后，已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监管安全的需要。特别是有些监狱始建于上个世纪初，迄今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占地空间狭小，且由于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已将原来处于城郊边缘的监院，淹没在人烟稠密、高楼林立的街区之中，昔日监狱的那种森严和威仪早已荡然无存。其安全防范功能，有些监狱更是无从谈起，仅以高墙电网为例，有的墙体高度不够，电网送电顾虑周围居民安全，无法达到额定警戒电压。至于现代化闭路监控、数字信息资料处理系统，由于资金、管理体制等原因，更是望尘莫及。
　　由于监管设施陈旧、技术装备落后，物防、技防的科技含量低，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监管安全的需要，使得许多监狱不得不在人防方面增加大量的警力来弥补物防和技防的不足。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监狱工作的整体压力，同时也浪费和分散了现有的警力资源和精力，削弱了改造一线的实力，不仅影响了罪犯的改造效果，也将使监狱的整体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不仅如此，这种陈旧落后的物防和技防状况，更是构成监狱安全稳定的潜在隐患。
　　（四）监狱警察的职责不纯和主业错位，是监狱安全稳定的现实危险。监狱警察的职责不纯和主业错位，多数完全是由于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形成的。长期以来，监狱办企业、办社会、强调经济指标、追求经济效益，大量的非执法岗位、非警察事务，不仅大量耗费了监狱人民警察的应有资源，而且直接导致了监狱警察的职责不纯和监狱工作的主体错位，占用和分散了相当数量的警力和精力，出现了“警察业务员”、“警察经理”、“警察厂长”和“警察教师”等等非警务的警察岗位，致使警察总量与实际执法岗位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造成了监狱基层一线警力始终处于紧张和不足的状态。
　　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地制约了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职能的实现，同时也影响和阻碍了监狱本质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特别是这种职责不纯和主业错位的监狱警察非职业化现象，必然导致对在押罪犯的规范监管和犯情掌控的缺失，直接构成了监狱安全稳定的现实危险。
　　上述所列当前监狱安全稳定的制约因素，只是主要的影响较大的因素，但不是全部所有的因素，列出这些因素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提示我们研究和思考监狱安全稳定问题的关注点，有效解决监狱安全稳定问题的切入点，除此以外，其实解决监狱的安全稳定问题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思考。

　　三、创新工作思路，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最佳途径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大工程的不断深入，监狱同其它社会行业一样，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监狱应该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抓住历史机遇，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各项改革，求得自身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监狱自身的持续安全稳定，进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监狱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坚持依法治监，创新配套化制度法规。民主法制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也是其它特征的基础和保障。监狱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到依法治监，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安全稳定的目标。但是，真正实现依法治监，目前还存在着法规和制度上的差距。《监狱法》的颁布实施，虽然对于依法规范调整我国的监管改造工作，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仍然存在着过于宽泛、简单、原则和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法律法规、细则不健全的缺陷。操作执行时很多具体情况难以遵循，或因某些法条弹性较大难以掌握，更容易受条件限制和人为因素影响，致使裁量和裁定失当。同时由于监狱管理制度的不统一、不规范、不完善，监狱警察的非职业化，警察素质和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等等，都会给执法行为带来随意性的偏差，造成执法不公，使法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对监狱的安全稳定造成内源性的影响。因此，坚持依法治监，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就必须坚持监狱法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严谨科学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狱的执法活动，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借鉴文明社会的先进成果，创新独具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狱政管理制度、教育改造制度、劳动改造制度、心理矫治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充分发挥监狱的核心功能作用，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从根本上保障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
　　（二）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效能化监管改造模式。近年来我国社会犯罪形态、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诸如涉黑涉枪涉毒犯罪、团伙犯罪、流窜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职务犯罪和高科技智能犯罪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此外财产型犯罪以及与财产有关的犯罪所占比例急剧增加。加之社会就业压力大、下岗失业问题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乡不安定因素大量增多，必然导致犯罪总量的较大增长，出现新的犯罪类型，导致狱内罪犯类型的新变化。据资料显示，目前正处于刑事案件的高发期，罪犯的做案意识和手段正向隐蔽型、智能化方向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罪犯，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特点、行为表现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实施监管改造上，必须克服思想障碍，大胆改革、创新效能化的监管改造模式。在对罪犯进行科学分类实施监管的前提下，除了运用传统的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三大手段以外，还必须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罪犯，进行个性化的分类，适时引入和实施心理测试、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等手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创新效能化的监管改造模式，通过充分有效地发挥监狱教育人、改造人的功能作用，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
　　（三）坚持开拓进取，创新科学化教育改造模式。在新形势下，要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就必须深入研究狱内罪犯群体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特点，认真探索罪犯教育改造的新规律，积极推进教育改造制度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如增加教育改造的科技含量、加快教育改造信息化步伐、普及电化教育、网络教育、实施心理测试、心理矫治，促进教育形式、主体的多样化，充分利用社会教育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知识信息的优势，推进监狱教育的社会化进程，扩大社会帮教的覆盖面等等，以全新的、立体的、多样的科学化教育改造模式，深化教育改造效果，促进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
　　（四）坚持制度建设，创新经常化防范机制。确保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系统、全面、科学的监管安全长效机制，实施经常化的安全防范动态管理，对于强化监狱警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规范在岗警察的执法勤务行为、推动各项监管制度的有效落实、促进在押罪犯的行为养成、前瞻性的分析排查各种安全隐患、及时查找堵塞监管安全工作的漏洞和缺陷、避免各类重大案件和事故的发生等等，是至关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监管安全的长效机制，并保持机制经常化、不间断的科学运行和不断发展创新，才会使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获得制度上和工作上的保障。
　　（五）坚持以人为本，创新职业化狱警队伍。监狱的安全稳定，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监狱警察的职业化。《监狱法》明确赋予了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新职业化的监狱警察队伍，首先必须实现职业化标准的创新：“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结构合理、管理科学、廉洁高效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这是确保监狱持续安全稳定，实现监狱职能的基础和关键。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实质上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条件。监狱警察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就是纯化警察职责、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依法、规范、公正、文明地进行执法活动。这是监狱警察职业化活动的全部内容和基本要求，所有非监狱警务活动，都是与监狱警察身份和主业相悖的，实现监狱警察职业化是践行民主法治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监狱职能、确保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的必然要求。因此，确保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必须有职业化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来支撑，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创新工作思路，应该因时、因地、因势而宜。因此，除上述的创新内容以外，还应该有很多课题，如监狱体制、监管设施、技术装备、应急处置机制、行刑方式、改造手段等等都值得和需要我们认真去研究与探讨，只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使命，以实现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为己任，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不断创新，我们坚信，经过我们所有从事监狱事业的人民警察的不懈努力，一大批独具中国特色的长期持续安全稳定的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全新监狱必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监狱发展的必然趋势。

撰稿 辽宁省丹东市监狱　徐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