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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当事人恶意调解

辛小强



摘要：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结案的重要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不仅能很好地定纷止争，而且还节约了诉讼时间。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依旧存在恶意调解的情形。恶意调解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当事人双方恶意沟通，通过调解侵犯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另一是当事人一方基于优势侵犯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这一问题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关键词：调解 恶意调解


　　调解作为民事案件解决的重要程序，在促进法院定纷止争、解决争议的功能发挥上体现着显著的作用。将调解制度设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非是中国的独创。外国的很多国家也同样将调解制度看作是一个重要程序。调解制度不仅可以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同时还缓和民间矛盾，对稳定社会治安起着重要的作用。重视民事调解，同样也是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但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对调解的运用却存在着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当事人恶意利用调解以求达到其非法目的的情形。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与我国现存的调解制度有关，更与我国的整个法制环境以及社会条件有关。

一、恶意调解的存在形式

　　在目前的法院调解工作中，当事人恶意调解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双方当事人以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的方式，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到法院来走程序，欺骗审判人员，得到合法的调解书，以此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获取非法利益，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及集体、国家的利益，违背了法院调解的立法原义。这种形式集中在以下几类案件：
　　一是离婚或合伙纠纷案件中，一方伪造债务转移财产，通过法院调解使之合法化，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
　　二是有限责任公司濒临解散时，在企业清算前，将部分或全部资产通过法院调解处分给部分债权人，使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
　　三是国有企业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调解使国有资产流失。在涉及国有企业负责人个人的民事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赔偿等，法院审理期间，国有企业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中自愿承担责任，造成国有资产不应有的流失。
　　四是违章建筑以调解取得“合法”地位。相邻纠纷中，双方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侵权建筑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赔偿，同时违章建筑也在调解书中得以确认。
　　五是负债人以调解转让按规定不能转让的土地以逃避将来的执行。当前有些城市为鼓励投资，为外地投资者廉价划拔了大片土地，但限制其转让；而当投资者经营不善时，即通过法院的调解将土地转让给关系较好的债权人。
　　六是以调解取得以登记为要式的物品的所有权。房屋、车辆、股票等以登记为要式作为取得所有权的物品，当登记机关履行手续发生实际困难时，当事人双方以诉讼的名义并在审理中达成调解协议而取得所有权的改变。
　　（二）一方当事人深谙法院调解的规律，一方面利用法官渴望以调解定纷止争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利用对方当事人急于实现自身权益的迫切要求，在法官主持案件调解过程中，一再要求对方当事人予以让步，对方作出让步并达成调解协议后，在执行阶段却拒不履行或消极履行调解书规定的义务，使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到损害。
　　这种形式的恶意调解是当前诉讼调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执行实践看，这种恶意调解分布范围最广，案由包括了债务纠纷、合同纠纷、工资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等，几乎所有民商事案件审理中都可以存在这种现像。

二、恶意调解存在的原因

　　恶意调解之所以存在现实审判过程中，不仅着根植于社会本身的因素，更多的则是目前我国民事调解制度中的缺陷。从调解制度上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因素：

（一）调解范围的广泛性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调解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目前除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外，其他类型案件均可以由当事人选择调解结案。如此广泛的调解范围，给予某些存在恶意的当事人有机可乘。

（二）法官在调节过程中，对案件相关事实的不熟悉

　　适用调解程序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于加快法院的办案效率，节省办案时间。往往法官在进行调解的时候，以求快速结案，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并没有具体的认知和思考。法官，这个被当事人认为是“正义的化身”的人，由于对案件事实没有清楚地认识，很难站在正义的这边。如此，这使得在调解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较易受到强势当事人的强迫，做出违背其真意的意识表示。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中也同时规定了，当事人在接收调解书时可以反悔。但是这种反悔的情形大多发生在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调解洗协议的情况下产生的。可以说，对在调解中出现的这种恶意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中还是么有设定较完美的程序予以遏制。

（三）救济途径难

　　目前，对恶意调解的救济途径很狭窄。尤其是对已经签收的调解书，在民事诉讼法中，我们并未赋予对调解书的上诉权，国家机关的对调解书的纠错程序也很不足。调解书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其纠错程序只有申诉，救济途径的狭窄也是当事人“恶意调解”的重要原因。民诉法规定只有当事人才可申请再审，而案外第三人、检察机关无权提请再审。譬如甲在夫妻关系恶化期间，将与其配偶乙共有房屋通过法院调解处分给了丙，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后甲诉乙离婚，乙认为甲恶意处分共有财产，要求撤消调解协议。从实体上看，法院应再审改判；从程序上而言，法院总是过于强调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而不轻易启动再审程序。

三、解决恶意调解的建议

　　任何制度的存在总是有其优点也有缺点。就目前我国存在的恶意调解情况来看，程度还未太严重，但是这个法律程序设计上的漏洞，还是要求我们悉心弥补。

（一）进一步明确调解案件的范围

　　调解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是与我国的政策倾向，法官办案具体情形以及法律适用的价值取向等相联系的。不可否认，在目前法院办案的过程中，调解被委以重任，相当多的案件都是以调解结案。但是调解范围的广泛也给民事诉讼法的适用拉开了一条缝，有些“病毒”则在这条缝中暗暗生长。我们应该更加明确调解范围，而不是这样宽泛地决定除了特殊案件等之外的所有案件都适用调解。同时，给以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可以让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案件程序的选用。
一、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含义理解

　　执行财产豁免制度主要是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最低生活保障，原则上被执行人（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均可作为执行对象，不应有所限制，但基于维护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或维护善良风俗，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享有的在一定财产范围内免受强制执行的权利。这是对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和基本生活提供立法保护的规定，虽然在生效判决的执行力下赋予了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应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及基本生活产生影响，所以在执行程序中建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是必要的。


二、我国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立法依据

　　虽然在我国没有作出特别详尽的相关规定，但是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有原则性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通知中也有对执行财产豁免的概括性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220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对禁止查封的财产的作了以下的规定：（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中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在司法解释和最高院的有关通知中，对国家机关的办公经费及履行职务不可缺少的财物、对企业工会经费、对金融机构及其营业场所、对社会保险基金、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对证券交易保证金、对政策性收购资金形成的财产及对股权的执行等问题作出了有关执行豁免的规定。


三、对我国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立法规定的缺陷分析

　　从以上立法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被执行人执行财产豁免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概括性，对执行实践的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执行人员在实践中的解读不同而执行方式不同，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利。

　　1、法律规定的笼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和第220条的规定加以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法律对自然人执行豁免的规定非常原则、笼统、简单，如什么是“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法律未进一步明确，又如对“被执行人所抚养的家属”范围如何界定?只能依据亲属法的理论，结合个案而具体确定。虽然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对豁免财产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但仍未能有效的填补法律的空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哪些财产属于豁免之列，造成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无法可依，对被执行人的豁免权保护难免流于形式。

　　2、程序价值的缺位

　　在我国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财产豁免的程序性设置，大多数被执行人并不知晓有执行财产豁免权，而在强制执行中又没有明确释明义务人和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启动程序、救济途径等，被执行人他谈何去主张执行财产豁免权和请求救济呢？从而使一些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得不到执行豁免保护，危及了社会的安定。


四、国外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法律规定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811条对有体动产强制执行时的扣押物范围作了排除规定。所排除的扣押物，主要指债务人及其家庭生活必须物，从事劳动、经营所需物品，书籍、家务账册文书及精神、荣誉象征物，债务人及其家属的身体缺陷必需品以及丧葬物等。第850条之1关于“绝对不得扣押的收入”的规定，对债权及其有关的特定收入，如加班报酬、工作补贴、节假日报酬以及因劳动而生的丧葬抚恤、教育奖励、盲人津贴等不得扣押。第852条之关于“有条件的不得扣押的收入”的规定，则对扣押作了限制规定。内容主要是指身体或健康补偿金、抚养定金满足债权时，在合乎公平的情况下，才可依据劳动所得的规定予以扣押。此外，《民事诉讼法典》第850条“不得扣押的其他报酬”、第851条之1“对农户的扣押保护”以及第852条“特留份请求权与赠与人请求权的扣押”等内容，也对上述扣押的实施作了限制性规定。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31条“禁止扣押的动产”规定了不得扣押的动产范围，主要是指债务人的生活必需品，劳动农业、渔业、技术人员等的经营或职业必需品，宗教物品、家庭文册、精神或荣誉物品、教育学习用物品、知识产权用物品、身体缺陷用品、建筑或工作安全用品等。《民事执行法》第152条规定了“禁止扣押的债权”，含与薪水、报酬、退休养老保险金等有关的债权，以及为维持生计而接受的给付等债权。

　　法国《民事执行程序改革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了一般不得扣押的财产范围，主要包括：法律宣告不得扣押的财产；生活必需品、具有赡养、抚养、扶养性质的生活费与款项；由立遗嘱人或赠与人申明不得扣押的可处分财产；受扣押人及其家庭生活、劳动所必要的动产物品；残疾人所必不可少的物品或者旨在用于病人治疗的物品等。

　　西班牙《民事诉讼法典》第1448条规定：“对用于公共服务的铁路不予扣押，也不扣押用于线路运行的机车、车厢及其他不动产与动产。”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查封时，应酌留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之亲属两个月间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钱。第五十三条又规定了七种不得查封的物品。


五、我国建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建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外的立法进行借鉴：1、维护被执行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与学习，如各国普遍规定，对于债务人及其家庭生活必需物、退休金、养老金、慈善救助、职业所需和教育学习所需物，不得强制执行。2、维护专属于被执行人自身的财产和具有特定精神内容的财产权利，如保险赔偿、人身伤害赔偿、残疾病弱者所用物或者所受救助，以及订婚戒指、勋章等，不得强制执行。3、维护善良习俗和社会风尚，如不得查封或拍卖遗像、墓碑、祭物等。4、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如规定公法人的财产、公益团体的特定财产、公共生活必需物如铁路运输设施、宗教用品等，不得强制执行。5、考虑执行中财产标的的特殊经济属性，如对庄稼、果实、动物以及有生物性孳息的其他活体财产的执行，必须考虑财产的成熟周期等因素。

　　笔者认为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三稿）》中第112条的规定就可以暂时解决实践执行与理论的脱节，采用的是列举式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的部分财产予以豁免。具体规定为：一、执行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以及在一个居所内所必需的衣服、家具、寝具、灯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二、执行债务人及其所抚养的亲属三个月的生活必需费用及医疗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生活必需费用依照其标准执行；三、执行债务人的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养老金请求权等与人身直接相关的，性质上不得转让的债权；四、执行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之亲属职业上或者教育上所必需的物品、费用；五、执行债务人为自然人的，其基本生产资料；六、未申请或者未发表的发明、著作；七、执行债务人及其家属由于身体缺陷而必需的辅助工具，以及用作医疗的物品；八、祖传或者婚姻纪念物品；九、执行债务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表彰荣誉的物品；十、遗像、牌位、墓碑及其他祭祀、礼拜用品；十一、国家机关的办公经费及履行职务不可缺少的财物；十二、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营运中的运钞车；十三、公益法人正在使用的为完成公益事业所必需的房屋、机器、设备、教学用具等财物，但清偿以该物为担保的债权时除外。

　　合理构建我国的执行财产豁免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利于建设我国的和谐社会，使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得以立法的充分保障。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