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05号
《苏州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7月2日市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阎立
二○○八年七月四日
苏州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防空工程管理，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工程的规划、建设、使用和维护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及其他地下工程建设兼顾人民防空的地下防护建筑。
第三条 市、县级市（区）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人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防工程的规划、建设、使用和维护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规划、建设、财政、公安、国土、房管、物价、工商、税务、市政公用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人防工程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人防工程建设是国防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公共安全的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人防工程的建设应当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国家与社会、个人投资相结合，做到战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五条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人防工程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年度建设计划，并将人防工程人均占有面积纳入城市建设考核指标体系。
人民防空经费由国家和社会共同负担。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人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人民防空需要，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城市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应当考虑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的要求。
第七条 城市地下建筑的规划、布局、选址、设防以及与就近人防工程的联通应当符合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形成以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商业娱乐设施、地下停车场、地下通道等组成的地下防护空间。
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结建比例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城市开发区、保税区、教育园区、商贸区、重要经济目标区域等区域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规划建造人防工程。
第九条 建设人防工程时，应当同时规划建设人防工程与其他地下工程连接的通道或者预留连通口。有条件的，应当相互连通。
第十条 人防工程建设项目按照国家的标准划分实行分级管理。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的建设单位应当向人防主管部门提出人防工程立项申请，人防主管部门根据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对应建面积、设防等级、平战功能等进行人防工程立项审核。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防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建设经费由财政预算安排，建设用地由政府划拨。
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由群众防空组织组建部门和战时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部门分别负责组织建设；地面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居住小区，应当同时规划建设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
防空地下室工程按照国家规定的人防工程建设标准，由建设单位组织建设。
第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下列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
（一）新建10层（含）以上或者基础埋深3米（含）以上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除直接用于生产的用房外，均属民用建筑），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
（二）新建除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新建民用建筑按照一次性规划地面建筑面积的2～5%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市区按4%配建，县级市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三）新建居住小区在一次性规划建设的范围内，已按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条件修建人防工程面积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且地面无建筑的地下工程，设防区域防护等级可按6B级（含）以上标准执行；
（四）城市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要求，其关键部位和重点设施应当符合人民防空防护标准；
（五）防空地下室的一个防护单元掩蔽面积不得少于800平方米，按照第（二）项规定规划的防空地下室面积不满一个防护单元时，应当按照一个防护单元建设。
第十三条 因地质、地形、结构或者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不能结合地面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并按照国家、省规定的标准缴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属政府非税收入，资金统一纳入同级政府财政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或者挪作他用。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已预缴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的建设项目，符合人防工程规定配建面积比例和人防工程质量标准的，人防主管部门应当退回该项目已预缴的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第十五条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未按照规定规划建设防空地下室或者未缴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规划许可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人防主管部门不予竣工验收。
第四章 质量管理
第十六条 人防主管部门对人防工程防护建设质量实施监督管理。人防工程施工质量的检查评定和验收应当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
第十七条 承担人防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并执行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
人防主管部门对人防工程建设监理资质进行初审。
第十八条 大型兼顾设防工程、单建式人防工程和防护等级5级（含）以上的专用工程应当由取得相应等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人防专业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建筑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可承担防护等级6级（含）以下的防空地下室工程的设计。
第十九条 市、县级市人防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对人防工程设计文件进行防护设计审查，具体负责人防工程设计文件的政策性审查。具有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资质的单位，负责人防工程设计文件的技术性审查，审查合格后，颁发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证，并报市人防主管部门，由市人防主管部门颁发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准书。
未经人防主管部门审核，规划、建设、消防等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建设单位不得开工。
第二十条 人防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的采购，应当依法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人防工程建设项目，不宜进行公开招标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公开招标。
第二十一条 人防工程的专用防护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要求和产品质量标准等规定。
第二十二条 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照规定向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接受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第二十三条 对城市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建设中与人民防空相关的工程设施，人防主管部门应当参加竣工验收。
验收不合格的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人防工程要求的，应当按照应建面积补缴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建设单位应当将竣工资料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时应当出具人防主管部门的竣工验收证明书。
第五章 使用管理
第二十四条 国家投资（包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人民防空经费和人防主管部门依法向社会筹集的资金）建设的人防工程，所有权属于国家。
建设单位及个人依法按照规定比例结合新建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所有权属于国家。
除上述二款规定以外建设的各类人防工程所有权属于投资者。
产权明晰的人防工程，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登记发证。
第二十五条 人防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应当坚持有偿使用，用管结合，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战时或者遇到紧急状况时，由人防主管部门统一调拨，安排使用。
第二十六条 人防工程除重要的指挥通信工程外，在不影响人民防空功能的条件下，经人防主管部门同意并核发《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后，方可开发利用。
第二十七条 对长期闲置产权不明且可使用的人防工程，人防主管部门可以统一安排使用。人防工程所在单位应当办理移交手续，并在出入通道、进排风孔、水源、电源等方面为使用单位提供方便。
第二十八条 人防工程所有权的转让、抵押和人防工程使用权的转让、抵押、租赁，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向人防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人防工程的主体结构，不得擅自拆除人防工程设备设施，不得危害人防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因使用需要对人防工程进行改造和装修，其改造和装修方案的施工图图纸应当经人防主管部门核准。
第三十条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等危险品。
第三十一条 人防工程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接受人防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承担人防工程的维护、消防、防汛、治安等责任。
人防工程使用人应当按时缴纳人防工程有偿使用费。
第六章 维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 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和安全使用规定，保持人防工程良好的使用和防护功能。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责任划分：
（一）人防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防主管部门负责；
（二）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等专用工程和有关单位的人员与物资掩蔽工程，由工程所有人负责；
（三）平时已开发利用的人防工程的主体结构、设备设施、装修照明等维护管理工作由使用人负责。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影响人防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
（一）向人防工程内部和孔口附近排泄废水、废气，倾倒废弃物，堆放杂物，堵塞孔口或者修建与人防工程无关的其他建筑；
（二）堵塞通往人防工程口部的道路，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修建地面工程设施；
（三）擅自占用和毁坏人防工程；
（四）擅自损坏、改造、挪用、拆除人防工程内部的设备设施；
（五）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采石、伐木、取土、爆破、打桩、埋设管道；
（六）其他危害人防工程安全的行为。
第七章 拆除和报废管理
第三十四条 禁止擅自拆除人防工程。确需拆除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拆除的人防工程面积、等级补建或者缴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第三十五条 补建的人防工程不得低于原人防工程抗力等级，不得少于原人防工程拆除面积，不得冲抵按照配建标准的应建人防工程面积。缴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按照原有人防工程等级的现行重置价标准缴纳。
第三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防工程，按照管理权限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后报废：
（一）工程质量低劣，直接威胁地面建筑和交通安全，且加固改造困难的；
（二）工程渗、漏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险，没有使用价值的；
（三）由于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的。
经批准报废的人防工程，由其报请人予以回填处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规划建设人防工程与其他地下工程连接的通道或者预留连通口的；
（二）违反第十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的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向人防主管部门提出人防工程立项申请的；
（三）违反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地面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居住小区，未按照规定规划建设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取得市人防主管部门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准书的；
（五）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未按照规定使用符合国家规定设计要求和产品质量标准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的；
（六）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向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取得《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的；
（八）违反第二十九条规定，改造和装修方案的施工图图纸未经人防主管部门核准的。
第三十九条 人防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1994年11月19日施行的《苏州市人民防空工程使用与维护管理办法》和1998年6月1日施行的《苏州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治路径选择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面临着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甚至酿成社会的动荡。当前，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应对社会转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只有切实实践法治，才能妥善协调和消解社会矛盾，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社会转型 法治 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乃至后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的转型过程中。伴随这一过程，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我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矛盾，将直接影响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甚至酿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分析当代社会转型的特点以期确立正确的治理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
1、市场经济催生公民的平等、权利观念和法治意识
我国改革开放迄今已二十多年，市场经济也搞了十多年，我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然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易，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天生的自由派”，它打破了一切地域的、身份的限制，把个人从家庭、族群中解放出来，人们“从身份到契约”，市场主体之间身份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通过平等自由的协商和公平的竞争共同决定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当前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汹涌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安土重迁、保守、忍让的农民正在成为具有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这必然催生人们的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宪法诉讼性质类型的如四川的身高歧视案、安徽的乙肝歧视案、山东的五学生诉教育部高考平等招生案，已充分证实了公民平等意识、权利意识之强烈；而从 “处女嫖娼案”、 “孙志刚案”、“刘涌案”到前不久的“邱兴华案”，更彰显了公民的法治意识的提高。
2、 全球民主政治的浪潮催生国内的“新民权运动”
当前，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包括信息全球化、政治、思想文化及观念的全球化。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印尼苏哈托下台、印度国大党一度下台、台湾国民党失去政权等政治事件都不是通过传统的“政变”方式，已充分彰显了全球化民主政治浪潮的魔力。特别是随着无国界的互联网、通信等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新闻媒体的逐步有限的开放，使得传统的传媒封锁的消息治理模式日益显示出力不从心，这在“非典”事件中已充分显现出来。长期以来公民一直沉睡的民主意识被激发，自主自发的政治参与、人大代表敢于说话、公众通过听证形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已成为新时期公民宪政努力的主要形式。[1]另外,由于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传统新闻媒体的失声，出现了一批比较温和、守法、理性、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为圭臬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法律职业者为主体的所谓的“政法系”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公共事件的积极评论和参加者，并成为民主和社会正义、社会良心的代言人，逐渐汇集产生了学术界所谓的“新民权运动”。
3、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众多，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
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必然制造了社会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的裂变和分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腐败、住房、医疗、教育、三农、矿难等等诸多社会矛盾千头万绪，但社会正当和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却严重不足，在利益受侵害时，公民往往只能通过上访、静坐等方式表达诉求，整个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在这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中，很多矛盾都是由于已经边缘化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而导致的政策性因素所引起，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中利用公权与民争利，加剧了当地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甚至对立。
二、传统治理模式应对社会转型方面的不足
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对国家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但是，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当前政治、社会实践中仍然奉行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社会转型方面传统治理模式日益显得力不从心。
１、立法方面。在人权保障方面，目前我国的立法与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在总体上，立法仍然奉行“社会管理”的模式，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安全的价值超过人权的价值成为立法的价值选择和宗旨。例如，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往往被具体的法律予以了较多的限制，如集会、游行、示威，事先必须取得市级以上的公安机关的批准，采用的是审批制，不符合国际上通常的备案制惯例，以致使集会游行示威法成了“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法”。另外，在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已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今天，我国宪法尚未确立罢工自由，不符合世界各国惯例，不利于保障工人的合法权利。
立法方面尤其严重的是，由于选举制度本身以及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特别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代表人数过多、会期过短、各级官员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以及间接选举制度不能直接反映民意等问题，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职能，公民对对选举、对政治缺乏热情。另外，由于我国法制体系中，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以外，有权“立法”的部门众多，法出多门的后果就是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律之间的冲突与混乱。事实上，在所有立法中，行政法律、法规数量最大、出台最易，这些法律法规一般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负责起草，有些部门通过立法的机会为部门争权、争利益，结果使所立之法科学性不强，部门保护主义严重，甚至“同样一部法律，从民主宪政的角度来看应以控权为目的，而在立法中却成为管理法、行政法”。[2]事实上，庞大的行政垄断行业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作为社会之公器的法律在这里沦落为少数人、少数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甚至特权的工具，法律丧失了自身本应具有的正义的品格。
2、在公务员管理和行政执法方面。首先，在对公务员管理方面，仍是立足于传统的“性善”角度，热衷于通过政治学习、模范人物示范等示范、感化、教育的方式来对干部进行管理，对于群众痛恨的腐败问题，采用事后严惩的高压政策，寄希望于通过抓一两个甚至多个腐败典型以泄民愤，而忽略了根本上的制度建设。另外，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面临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局面，司法机关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非法治化的、自身缺乏有效监督的纪委“双规”方式肆意侵入了司法的领地，对司法权构成强烈的冲击，从根本上不利于制度防腐建设。
其次，在执法方面，“权力本位”的观念在许多公务员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行政机关在信息获取等方面往往过度依赖正式权力的组织渠道，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渠道，在客观上堵塞了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容易积压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往往态度和手段简单粗暴，如对待环境污染、劳资对立等“群体性事件”方面，某些部门往往会片面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从“秩序控制”、“稳定压倒一切”出发，予以压制并通过限制乃至封锁方式，以防止新闻媒体报道。还有一些部门，在执法理念的价值选择方面本末倒置。例如城管部门，在城市管理执法时往往片面强调市容市貌的整洁，忽略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个体商贩的生存权，2006年发生在北京的崔英杰案已给现行的城管模式敲响了警钟。更有甚者，个别公务员、个别地方的执法机关甚至曲意奉承权势者，利用公权对一些被侵害、被压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表达的所谓“群体性事件”进行打压，结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3、在司法方面。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条防线。当前，面临如此众多和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亟需司法的积极应对，但遗憾的是，在解决当前社会矛盾方面我国司法应对显得明显不足：首先，很多问题不能提交到法院。由于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我国法院呈现出浓重的“地方化”的特色，从“地方经济发展”等角度出发，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甚至不允许法院对拆迁、征地纠纷、甚至城市信用社破产等所谓的“敏感”纠纷立案；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门往往片面地理解“和谐”的含义，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的调解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捧，强制性调解滥觞于司法实践之中。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3]再次，由于传统无讼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司法腐败的存在和愈演愈烈，另外，由于司法的程序性、时效性，加上证据规则、金钱的付出等等，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正义通常代价过大，往往只能迫使人们放弃诉讼的路径，群众更倾向于通过上访找有关党政机关解决。“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专业性、缺乏交往理性、结果高度或然性的”信访受到官方的重视，成为法院外干涉法院审判的制度建构。当前，非理性、高成本的上访现象十分普遍，构成了对司法强烈的冲击。[4]
三、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法治应对
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危机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但传统治理模式未予以相应改进而产生的必然的现象。现在的社会矛盾，主要涉及的是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这需要充分运用法律这一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来解决。传统治理模式已经在应对社会转型方面显示出严重的不足，发达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了法治是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从阶级对立严重、阶级斗争不断之所以能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相对和谐，其根本在于通过法律的变革，引入福利国家的理念、加强参政权的保障、对传统人权保障的强化、权力分立制的改观等手段，将民众斗争的压力在体制内实现内化，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动荡。[5]因此，有必要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只有毅然选择并切实实践法治，才是我国应对社会转型危机，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的正确路径。当前，我国已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写入宪法，但法治建设、保障人权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来践行。
1、通过立法创新从源头保障社会正义
首先，立法应当与国际接轨。由于我国已加入了WTO，我国的经济、法律已融入国际背景，WTO的原则和规则已初步纳入我国的法制系统，因此，当前我国在市场经济规则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相对比较成功。但在人权保障方面，我国立法显得相对滞后。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世界人权宣言》当然适用于我国， 2001年我国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加入《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作为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我国应当积极履行国际承诺，把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精神转化到国内法中。因此，在涉及人权保障的立法方面，应当改变传统的“安全高于人权”模式，采取“安全与人权并重”模式，并逐步过渡到“人权优先”的模式。在宪法中确立罢工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人权，取消具体法律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同时按照国际公认的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的原则来重塑我国刑事诉讼的理念和制度。
其次，必须制定良法。“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不是根据全国的利益而只是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那些只是依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法律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他们所说的公正是毫无意义的”。[7]对此，马克思亦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8]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将无法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应当完善立法体制，坚决破除立法垄断，摈弃落后的部门立法模式，立法绝不可与民争利，所立之法应当真正立足于民意，成为社会之公器。此外，在立法价值选择上，应改变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模式，采取“公平与效率并重”模式，并逐步过渡到“公平优先”的模式，同时在立法中引入福利国家的理念，加强对生存权、劳动权、中小企业及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通过立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舒民困。
2、政府严格守法实现社会正义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9]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政府带头违法及政府与民争利。对于“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耶林认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把制订规则、确保公平和正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能，在执法中应当奉行克制、比例、法律保留、法无授权即无权等原则，而不能任意扩大边界和自我授权。
政府守法的关键在于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因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0]，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任何决策都应当在平等地听取各方意见的前提下做出，禁止任何政治势力违背正当法律程序，盗用国家机器实施压制性统治。[11]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破除权力怪圈
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视，多次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2]政治体制改革曾经一度被列上国家政治生活的日程但后来却因政治风波而中断进程。当前，政治体制的滞后已给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及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而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已为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和思想基础，面临社会变迁带来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已显得极为迫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现行的选举制度，充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知情权等合法权利，而改革选举制度的核心又在于改革人民代大会制度。主要包括：1、真正实现人大代表选举上的城乡形式上的平等；2、应当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3、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目前，全国人大代表数额过于庞大，加上会期短等因素，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议事易流于形式；4、改变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适当扩大人大代表中法律职业者的比例；5、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4、通过司法来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司法对社会正义的保障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13]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权力的时候。” [14]目前，我国司法权力受到非制度性、非法治化的“信访”、“双规”、以及法院本身所追捧的“调解”解决纠纷方式的强烈冲击，司法的功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在实践中的作用亦大打折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不高。如何有效地破解这一困境，笔者认为，根本之途在于司法独立，使司法真正成为“居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立的仲裁人”。[15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必须破除将司法独立视为资产阶级专利以及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相对立的错误认识。应当认识到，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代世界宪法性惯例，其价值为文明社会所公认。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组织不应当干预司法，党在行使其权力时，应当严格按照一定规范和程序来行使，并通过立法对这一权力进行约束。“以党代审”损害的是司法的权威，最终只能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
5、确立违宪审查机制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
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处于国家法律体系的最基础的地位，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必须服从宪法，宪法必须得到遵守，违反违法必须承担相应的违宪责任。正如黑格尔所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16]为保证宪法的权威，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了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乃是宪法保障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最具有实效性的机制”。[17]在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行。但遗憾的是，迄今违宪审查程序尚未被启动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权力事实上被虚置，这与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违反宪法现象得不到纠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必须予以完善。
[参考文献]
[1]蔡定剑.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政发展[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4).
[2]周永坤.法律国家主义评析[J].云南法学,1997.(1).
[3]周永坤. 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M].河北学刊,2006(6).
[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J].暨南大学学报,2006(1).
[5]参见.[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4-141.
[6]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3.199.
[7]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65.178.
[9][英]A.J.M.米尔恩.人权哲学[M].东方出版社,1991.295.
[10] 转引,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1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