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赵正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关键词: 裁判文书/裁判方法/涉外民商事案件
内容提要: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现象普遍存在。文书内容的写作上，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先决问题、对法律关系的识别、选法理由等涉外民商事案件需重点说明的问题往往在文书中缺失。造成此种问题的根源可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等层面去考察。明确赋予法官释法的权力、提升法官的国际私法素养、基层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审理涉外案件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参考。
涉外案件可以更直接地让外国人感受到内国的法律环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内国的法治状况。[1]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涉外案件裁判过程及结果的载体，是涉外审判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是国际社会了解内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状的统计资料和学术分析文章很少，且仅关注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则鲜有统计资料和学术文章予以关注。[2]对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的学者认为是裁判者主观上认识不到位和受制于文书的格式，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然。但遗憾的是，已有著述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3]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裁判文书在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文在综合前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试图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现存问题做一番分析和梳理，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制度和人的因素，而后提出改进意见。
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现存问题
就裁判文书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现象，比如有的裁判文书标题没有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外方当事人的中文姓名或名称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用其自然人身份证明或企业登记用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4]顺便提及的是，在涉诉外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方面，有的一审涉外案件裁判文书在告知当事人上诉期限时，将外方当事人上诉期限（30天）与内国当事人上诉期限（15天）混同。在对外方当事人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且该外方当事人没有出庭应诉的案件中，判决书并没有交待清楚在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之前，对该外方当事人已经穷尽其他的法定送达方式。[5]
在涉外民商事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过管辖权，不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部分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尤其是基层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没有论证我国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认为只要案件在法院立案，该法院自然就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再审查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同时，把管辖权与准据法混为一谈，在说明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同时就径直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的实体法律裁判案件。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没有将案件识别为涉外案件或把一个案件定性为涉外案件的理由过于简单的现象，造成找法的理由很突兀。
（二）忽视先决问题
许多裁判文书没有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合理分析。比如涉外离婚纠纷案件中婚姻本身的有效性，涉外合同纠纷的合同是否有效。而对这些问题的审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婚姻无效或合同无效，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应该依法予以驳回。如果跳过案件的先决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有效或合同有效，据此得出的审判结论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很多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没有注意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和案件本身的准据法有可能不同，比如涉外离婚案件，如果婚姻本身不是在我国登记（缔结）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该离婚案件的先决问题即婚姻本身是否有效是要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审查的，但裁判文书中没有反映出适用该婚姻缔结地法审查婚姻是否有效的内容。
（三）缺乏选法理由
大部分裁判文书没有援引冲突规范说明选法的理由，直接适用法院地法。[6]这种做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结果正确，但在法律推理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即使有的涉外案件裁判文书说明选法的理由，但选法的过程往往很机械，理由也过于简单，不周延。此外，确定合同争议案件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事前没有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反映出是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查过当事人在诉讼中是有无选法合意，就直接运用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在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时，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无一例外地成为行为合法性和其他争议焦点（比如是否应该赔偿）的准据法。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在识别、先决问题及选法的理由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裁判文书对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宣示，同时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正确地界定问题才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涉外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必要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两个层面对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官业务素养、生活经验的欠缺
尽管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整体业务素养要高于审理纯国内案件的法官的业务素养，但由于裁判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内法环境里，文化背景及法律意识都打上了特有的烙印。即使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由于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涉外案件裁判方法方面的培训，实践中也难以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私法。[7]而冲突规范因缺乏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给法官找法造成很大的困难：若找法的结果是适用外国法，法官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该外国私法体系，也很难像适用本国法一样准确地适用外国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回家去”的趋势愈发明显。同时，由于涉外案件的数量相比纯国内案件较少，很难引起裁判者的足够重视，加之法官自我学习的动力不足，这也是导致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的素养方面难以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再者，大部分法官自身与有涉外因素的事情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以重庆法官为例，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遇到外国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作出的裁判就会显得很生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观念在裁判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很难接受法域平权之类的国际私法观念。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尽管我国已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上先进的国际私法并无多大区别，由于这些规则往往不是内生，而是从其他国家移植或借鉴过来，即使制定法放在那里，适用起来也极有可能走样。
（二）司法服务需求及评价标准的提升
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对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得法院的受案量剧增。由于传统纠纷解决机构（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族长及单位等）纠纷解决功能的式微，大量本不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涌进法院，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方面的提升造成法官人手不足。而日益增加的司法服务需求使得法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把判决书写好，把大量凭自己的直觉得出裁判结论的裁判心理过程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8]司法服务需求质量的提升，社会分化带来的道德多元、社会异质化也使法官裁判案件时面临更多的争议。为在诠释社会观念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争议，法官有时不得不对判决依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只将一部分“上得了台面”的裁判依据展示出来。[9]此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评价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水平时，还是习惯于把欧美国家的裁判文书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那些优秀判决书作为标杆，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法官释法的制度瓶颈
在我国，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负责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总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国的司法体制倾向于把法官打造成自动售货机，法官只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而不是规则确定者，而且并不总是用规则解决纠纷。同时，法官—尤其是一审案件的法官—是在用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用裁判的方式确定规则，因而导致其没有动力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判决书的写作上。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有可能上诉的判决，判决书往往写得比较仔细，论理也充分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受众—包括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有这个需要。一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需要论证周延，以防被二审法院改判。现有的司法体制也促使法官不注重运用裁判方法释法，因为这会增加裁判风险。[10]如果不对案件说理同样能作出裁判且不会受到追究，法官何必去冒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排除合同争议案件中当事人协商选法的情形后，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用法的顺序是国际条约、内国法或外国法、国际惯例。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内国法后，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若案件系涉外商事纠纷，通过适用商事惯例是能够解决的。但遇到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外侵权类案件，则很少有国际惯例可供适用。这种情况下，裁判者遇到的问题和审理纯国内案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11]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就是依据法院系统内部就此类问题形成的指导性意见（司法解释除外）作出裁判，而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上升为法律，甚至永远也不会上升为法律，因为这样的问题或者很琐细，或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过渡性问题。[12]比如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时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现有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规定纯国内案件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等予以确定。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那里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赔偿标准不但低于美国的赔偿标准，甚至低于国内其他一般地区的标准。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确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不论交通事故发生于何处，均参照深圳市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予以确定，但这种意见并不是制定法（包括司法解释），无疑会增加裁判者释法的难度。
此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法官释法密切相关。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大量并不复杂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多少论证价值；另一方面，法官依据职权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就会小些，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往往也会很小，裁判中说理的成分自然就很少。
辽宁省动物防疫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动物防疫条例
（2002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2年12月2日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3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以及其他与动物防疫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动物防疫法》和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生皮、原毛、精液、胚胎、生乳、蛋以及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绒、骨、角、头、蹄等。
本条例所称动物疫病，是指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
本条例所称动物防疫，包括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公安、交通、卫生、环保、财政、计划、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有关动物防疫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
乡（含镇，下同）动物防疫组织应当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指导下，组织实施本乡的动物疫病预防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实行动物防疫工作目标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的宣传教育，鼓励、支持动物防疫的科学研究，提高动物防疫水平。
第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安排动物疫病防治所需经费；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应当确保控制、扑灭疫病所需要的资金。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动物检疫法律、法规的行为，都有权检举和投诉，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检举投诉受理制度。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八条 动物疫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
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强制免疫计划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动物疫病病种名录制定；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动物防疫的需要，规定本省重点管理的动物疫病；其他免疫计划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九条 动物疫病的预防实行动物免疫标识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易、屠宰、运输无免疫耳标的猪、牛、羊等动物。
第十条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根据动物防疫需要，对动物疫病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测，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预防和扑灭动物疫病所需的药品、生物制品、防护用品、设备和有关物资的储备工作。
第十二条 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做好动物疫病的免疫、消毒、驱虫和其他净化工作，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治档案；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和对动物疫病防疫质量所进行的监测。
第十三条 种用、乳用动物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国家没有规定健康合格标准的，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染疫、腐败变质或有病理变化的动物产品，以及被染疫动物及其产品污染的物品，必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运载动物、动物产品的工具、垫料、包装物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清洗消毒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五条 禁止加工、经营、运输、抛弃染疫的、病死及死因不明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第三章 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第十六条 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授权，公布全省行政区域的动物疫情。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和报道动物疫情。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患有疫病或者疑似疫病的动物，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乡动物防疫组织报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乡动物防疫组织应当迅速采取措施，并按照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及时上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
第十八条 发生国家规定的一类动物疫病、暴发流行二类三类动物疫病以及发生新的动物疫病时，当地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采集病料、调查疫源，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及时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对疫点、疫区实行封锁。
发生人畜共患病，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九条 对封锁的疫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染疫及同群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隔离、扑杀、销毁或进行无害化处理。被依法扑杀的动物，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贴；
（二）在疫点周围设置强制隔离设施；
（三）禁止动物、动物产品及可能污染的物品运出。因特殊情况必须出入的人及车辆，应当经所在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进行严格消毒；
（四）疫点的出入口必须配备消毒设施。动物运输工具、用具、圈舍、场地以及粪便、垫料、受污染的物品、污水，必须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疫点内进行全面消毒。
第二十条 对封锁的疫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疑似染疫动物和死因不明的动物进行隔离检查。经确诊为染疫或者染疫病死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二）疫区周围应设立警示标志，禁止易感动物流出、非疫区动物流入。出入疫区的交通要道应设防疫消毒点，并根据扑灭动物疫病的需要，对出入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三）易感动物应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动物必须圈养、栓养或在指定的地点放养。役用动物限在疫区内使用；
（四）与易感动物有关的场所进行全面消毒；
（五）关闭动物和动物产品交易市场，停止交易活动。
第二十一条 受威胁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种；
（二）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实施动物疫情动态监测；
（三）禁止到疫区采购动物、动物产品或放牧。
第四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二十二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省制定的规程，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实施检疫。
第二十三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动物检疫员，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动物检疫员应从取得《辽宁省兽医资格证》的兽医人员中选用，经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条件考核合格，并取得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动物检疫员证，方可上岗实施检疫。
动物检疫员必须按照检疫标准、规程实施临栏检疫或现场同步检疫，并对检疫结果负责。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动物检疫员的培训、考核和管理，提高动物检疫员队伍的素质。
第二十四条 屠宰厂（场、点）、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
第二十五条 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实行报检制度。饲养、经营动物或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在出售、调运动物或动物产品之前，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第二十六条 动物凭检疫证明交易、运输、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动物产品凭检疫证明和验讫标志出售、运输和仓储。
禁止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
第二十七条 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使用的检疫证明、证照、验讫标志，不得转让、涂改、伪造。
第二十八条 屠宰厂（场、点）、肉类联合加工厂，不得屠宰无国家规定检疫证明的动物。
第五章 动物防疫监督
第二十九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动物防疫监督员，具体执行动物防疫监督任务。动物防疫监督员应从取得《辽宁省兽医资格证》的兽医人员中选用，经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条件考核合格，并取得其颁发的动物防疫监督员证，方可上岗实施监督。
第三十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动物屠宰厂（场、点）、肉类联合加工厂、动物及其产品交易市场等场所实施监督、检疫任务，有关单位应当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三十一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可以对动物、动物产品采样、留验、抽检，对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补检或者重检，对染疫、疑似染疫、病死及死因不明的动物和染疫、腐败变质或有病理变化的动物产品进行隔离、封存和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藏、转移、盗挖已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前款规定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第三十二条 动物饲养场、孵化厂、屠宰厂（场、点）、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加工储藏以及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保存使用等场所，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取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发放的《动物防疫合格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代作处理，代作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经营的动物不按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计划和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免疫接种、消毒的；
（二）对运载动物、动物产品的工具、垫料、包装物不按照有关规定清洗消毒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三）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染疫、腐败变质或有病理变化的动物产品，以及被染疫动物、动物产品污染的物品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加工、经营、运输、抛弃染疫的、病死及死因不明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加工、经营、运输，收回已售出或者抛弃的动物、动物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动物产品；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单位或饲养户瞒报、谎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不合格的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国家、省规定定点屠宰的动物，其产品没有检疫证明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明或者验讫标志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或者验讫标志；转让、涂改检疫证明或者验讫标志的，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证明或者验讫标志的，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30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屠宰无国家规定检疫证明的动物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屠宰，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隐藏、转移、盗挖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动物或者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立即追回和没收动物、动物产品；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动物饲养场、孵化厂、屠宰厂（场、点）、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加工储藏以及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保存使用等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或者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乡动物防疫组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及时制定或者实施动物疫病免疫计划的；
（二）未按照规定及时采取控制、扑灭动物疫病措施的；
（三）未及时组织实施对动物、动物产品检疫的；
（四）未按国家和省有关动物防疫规定建立动物防疫、动物防疫监督、动物防疫监测档案的；
（五）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防疫经费的；
（六）未依法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的。
第四十二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乡动物防疫组织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并撤销其动物检疫员、动物防疫监督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技术规定实施免疫和消毒的；
（二）出具虚假诊断、监测报告的；
（三）未按规定实施检疫，或者对未经检疫及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盖验讫标志的；
（四）实施检疫、消毒后，不出具国家规定的检疫证明的。
因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赔偿。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