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委办公室关于请批转《关于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请示
建设部 国家计委 财政部 等
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委办公室关于请批转《关于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请示
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委办公室
国务院：
现将《关于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送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实施，以利于我国工程勘察设计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附件一：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关于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
我国工程设计（含工程勘察，下同）行业现有近一万个单位，七十万职工，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五十多万，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是一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队伍。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工程设计单位做出了“要逐步实现企业化”的决定，同年开始进行企业化取费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工程设计改革的几点意见》，并在全行业实行了由核拨事业费，改为收费制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经济责
任制。十五年的改革已初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企业经营机制为模式，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导向的新格局，调动了广大设计人员的积极性，设计效率大幅度提高，设计单位的技术实力和总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全面完成了国家基本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的设计任务，设计出了一大批
具有80年代世界水平的工程项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也应该看到，工程设计行业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如设计、科研、生产相互脱节，设计在工程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中的主导作用，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纽带作用，在引进技术国产化中的关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按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目的，尽快把工程设计单位的各项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1994年起条件具备的工程设计单位可以改为企业
工程设计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促进设计技术进步，提高基本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的综合效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设计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设计技术市场化，设计成果商品化，设计管理行业化。
经过十五年的改革，我国工程设计行业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观念普遍更新，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大为增强。绝大多数设计单位都利用自身技术、人才优势，拓宽了服务领域，有的已走入国际市场，既增强了单位的活力和应变能力，也增加了单位的收入。目前全行业绝大多数单位实现了自收自支，成为我国事业单位中少数不吃事业费的
行业之一。
2．设计市场已初步形成。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除少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由上级主管部门指令下达外，绝大多数任务都是设计单位凭技术、质量、信誉优势通过市场竞争得到的。虽然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但改革已把设计单位推向市场，初步形成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
机制。
3．设计单位内部机制开始转变。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单位不断加强内部改革，调整组织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责任制，加强成本核算，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改革人事制度和奖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初步实现了由技术服务型向技术
经营型的转变。
4．法规建设有所加强。为适应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近年来初步制订了一些市场、质量、技术、财税、价格等管理法规，在加强宏观管理和规范市场行为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工程设计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坚持这一方向的同时，要不断总结经验，分门别类，按照不同行业部门、不同条件，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把各项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其中，对那些市场广阔自身活力较大，创收能力较强的工程设计单位，从1
994年起可改为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企业法人。
二、工程设计企业的主要任务和模式
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它的主要任务是：遵照国家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从事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在国内外建设市场为项目业主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的服务。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走技工贸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活动，利用专有技术或资金参股，投资兴办第三产业和各种实业。
根据我国投资体制和设计单位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今后工程设计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咨询设计顾问公司模式。这类设计企业主要为建设总体规划和项目决策服务，为业主提供工程建设全过程服务，承担关系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以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咨询和设计任务。
二是工程公司模式。这类以设计为主的工程公司不仅承担工程设计任务，而且以其技术和管理能力代业主组织和管理建设项目。既可以从项目立项开始到开车交钥匙总承包，也可对其中的某项工作如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工程监理等进行单项承包。有条件的设计院，特别是大中型工业
设计院都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工程公司模式转变。
三是工业集团模式。随着企业投资权的扩大和技术改造任务的增加，部分设计院可以进入大中型工业集团，成为该集团的成员单位，为集团的生产、科研、长远规划、建设和技术改造服务。
四是专业设计所模式。专业设计所（事务所）是专业化、小型化的设计企业，主要承担量大面广的中小型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承担某一专业或某种专门技术的工程设计任务，并能对该项专门技术的实施提供一条龙服务。
工程勘察单位改为企业后，可参照设计企业的模式，根据自身功能和条件，进行合理分流和转换。有的可向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工程公司发展，有的可与设计企业合并或参加工业集团，相应成立勘察机具租赁公司和机修厂，实现大型机具属地化管理。
除以上模式外，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组建其它类型的设计企业。在设计企业集中的地区和部门，还可以股份制的形式进行联合或成立集团公司，发挥综合优势，形成规模经营。但不论什么样的设计企业都要进入市场，参加竞争，优胜劣汰，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三、工程设计单位改企业的配套政策
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国家应给予必要的配套政策：
1．为使工程设计企业具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适应企业经营后成本构成的变化和成本增加的需要，比较客观地反映技术商品的价值，必须将现行事业性质的设计收费标准改为企业性质的收费标准，适当提高设计收费水平，提高幅度原则上控制在工程概算投资额的1％以内。具体由
国家计委会同建设部重新核定工程设计企业收费标准。
2．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由财政部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制定适合设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财务会计管理办法。设计单位改企业后，要结合清产核资重新核定设计企业资金。改企业前，国家拨给设计单位无偿使用和设计单位自己积累的资金，全部划为设计企
业国家资本金。设计单位改企业后，离休退休人员参加社会统筹，费用由原单位自己负担。继续执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勘察设计事业费按建设项目任务情况统一安排的通知》（计设〔1986〕2590号文）的规定。
3．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仍以工程设计为主业，它是技术型、服务型企业，属第三产业。应根据设计企业是科技型企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
四、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
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关键是建立起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方式。为实现这一重大变革，必须在转变经营机制上下功夫。为此，当前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企分开，赋予设计企业经营自主权。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简政放权，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政策，发展规划，控制队伍总量平衡和合理布局；审定技术、质量标准，制定企业资格标准和市场规则，管好市场；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和引导设计企业，为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提供信息
、咨询。
设计企业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批准企业经营形式和企业的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清算、拍卖；与设计企业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按承包合同进行考核、检查和监督；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决定经理的任免和奖惩。
设计企业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按照《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设计企业享有以下自主权：经营形式的协商选择权、国内外经营自主权、资产处置权、留用资金支配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
构设置权等。各级主管部门不得对设计企业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2．加快内部机制改革，实现转轨变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后，要结合设计行业特点完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把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引导到提高设计质量、技术水平和工程效益上来。设计企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把全面优质完成国家重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设计任务
放在首位，努力作出更多质量高、技术先进、经济效益好的优秀设计。设计企业要按照企业经营的要求，调整组织机构，实行同企业经营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要实行经理负责制，强化经理为首的生产经营指挥系统，明确党政分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职工的主人翁作用
。要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严格财务制度，严肃财经纪律。要特别重视人才培训工作，增加技术投入，提足折旧基金，加强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资金的管理，确保设计技术进步和企业资产增值，努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
3．完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开放、平等、竞争的设计技术和成果市场。要清理阻碍设计市场发育的规章，制定《工程设计法》、设计文件（图纸）版权保护办法、设计市场管理办法等法规，健全工程设计法规体系，逐步建立起正常的市场运行机制。工程设计关系到国家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不属于业余兼职范围。要加强资格管理，制止无证设计。不具备设计企业条件的，不准进入市场。要打破部门、地区封锁，制止垄断和分割市场，鼓励设计企业开展技术和质量的竞争。要大力发育设计技术市场，鼓励设计企业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促进设计专有技
术和设计软件的推广应用，加速设计技术和设计成果商品化进程。
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设计体制改革的领导。当前要集中力量，调查研究，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方案，有计划、有组织、积极稳妥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须经单位申请，主管部门批准，机构编制部门核
销事业编制，纳入企业劳动工资计划管理、统计范围，并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再享受事业单位的一切工资、福利待遇。各级计划、建设、财政、人事、劳动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解决设计单位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这项改革顺利进行和设计企业的健
康发展。
附件二：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关于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代拟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关于工程设计单位改为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请你们抓紧组织实施，以加快我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改革，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1994年4月11日
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发表时间：199606
本来，知识产权以其“严格的地域性”而被认为与冲突法无缘。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即使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也都是从所谓“统一实体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对它采取的国际保护措施，而不是从所谓“冲突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对它采取的法律适用原则。[①]然而，近年来，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日渐增多，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已开始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甚至还有人认为，产生于１９世纪末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中也有冲突法的规定。[②]可以说，在知识产权领域涌起了一股冲突法浪潮，它有力地冲击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使知识产权领域不再是一块冲突法未曾开垦的处女地。从与冲突法“无缘”到被冲突法“开垦”，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着实耐人寻味。看来，对知识产权与冲突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加以理智评析的时候。
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知识产权，是个人对其智力成果的财产权。智力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因而它以“无形”为首要特点。知识产权也因此被视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惟其“无形”，所以其所有者和权利人往往不易被确认，而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传播交流却相对容易得多。这种情形，对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显属不利，因为它通过艰巨复杂的劳动而创造的成果，可能会被其他人轻易地无偿地使用，甚至被其他人据为己有，而创造者自己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则可能毫无回报，毫无所得。对这种状况所作出的直接反映，要么是人们不再去进行智力创造，要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严格保密，以防外泄：这两者对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是有妨碍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当统治者认识到保护创造者的智力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便“发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一定形式“授予”或“批准”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的所有权，使易于传播交流的智力成果为其创造者所独占或专有，其他人非经权利人许可不得擅用，从而保护创造者的权益。这样，“无形”的智力成果的归属得到了“有形”的确认，而权利的产生和享有需要经过特定法律程序正式加以批准或授予，也便成了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显然，这个特点是由“无形”这一首要特点滋生出来的。
据说，知识产权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③]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似乎注定了知识产权必然有着与“地域性”不可分割的历史命运，因为封建社会正是建立在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而农民或农奴依附于土地的基础上的。可以说，“地域性”或“属地性”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法律制度具有“地域性”，当不是偶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一定的敕令，当时只可能在发出敕令的官员、君主或国家权力所及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就无效了。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特权也只能在相应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也就无效了。[④]在整个封建时代，知识产权的这种地域性都始终存在着，而且越是经官方授予的“特权”，便越是具有这种地域性。“特权”的产生和享有是同“地域性”相联系着的，因为封建主只能在一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维护特权。因此，“地域性”在这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似乎限制了创造者享有权益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它在实质上又是创造者享有权益的切实保障。后者，显然更具有实际价值，因为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地域内，某项智力成果才为其创造者（权利人）所专有，由该项智力成果所产生的利益，才为其创造者（权利人）所独享。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知识产权另一重要特征的“专有性”只有在“地域性”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产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君主赐予的“特权”，而成为依法产生的“法权”，但其“地域性”的特点却被沿袭下来。[⑤]这不仅是由于“地域性”与知识产权确实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而且是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谋求利润，尽可能多地攫得剩余价值，利益的有无和大小是决定他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的基本因素。对智力成果来说，情形也是如此。在一国境内出现的发明创造，只要它能够带来利润，并增强同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就要千方百计地去获取并加以利用。在一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业价值，其他国家的出版商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复制销售，以便从中获利。为了尽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资本家当然最愿意“无偿”地利用外国的智力成果，因此，他们也就不愿意承认其他国家的创造者依其本国法而取得的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承认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内国的效力，不仅不利于吸取外国文化科技的新成果，不利于内国工商业的繁荣，而且也不利于内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承认根据外国法律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当然，也不会要求外国承认根据内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以强化，并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而具有法律的意义。
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实力更强的垄断资本家们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掠夺，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希图在国外寻找商品（包括图书）销路、投资场所、向国外输出技术及其产品，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在这种形势下，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利的一面便暴露出来，尤其是它同垄断资本家扩张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最典型的事例出现于１８７３年，当时的奥匈帝国准备在维也纳举办世界商品博览会，大多数接到邀请的国家都不愿意参加，原因是担心其本国国民的发明或商标在国际性的博览会上得不到保护，被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利用。这样，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便被提出来了，而奥地利政府当时制定的对博览会展品的发明和商标给予临时保护的特别法令，则可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尝试。正是在那次博览会期间，各西方国家代表举行了讨论专利权国际保护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提出了制订国际统一专利法的问题。虽然由于各国利益的冲突和立法的差异，根本不可能对此达成协议，但它毕竟是谋求专利权国际保护过程中的一个开拓性的举措。十年之后，即１８８３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签订，不能不说也有维也纳会议的影响及功绩。接着，１８８６年又签订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这样在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领域，已经形成了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巴黎联盟”、“伯尔尼联盟”及至后来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建立，则为这种国际保护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它们同后来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１８９１年）、《世界版权公约》（１９５２年）、《专利合作条约》（１９７０年）、《商标注册条约》（１９７３年）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知识产权条约一起，共同确立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体制。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由此得以某种方式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
这种国际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同一知识产权多国分别予以保护；其二，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保护。但无论哪种保护都没有突破或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与地域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及《世界版权公约》都确立的所谓“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可以得到说明。尽管在具体细节的规定上存在某些差异，而对商标权适用“独立性原则”的时候尚存某些例外，但一般说来，上述公约中的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相互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或作品）以同内国国民相等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在这里，国民待遇原则同独立性原则是相互关联的，国民待遇原则是一个前提，独立性原则则是一种具体安排，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对于外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同内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一样，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则的确立是以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为依托的。[⑥]在客观上，它们起到了进一步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作用。而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家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依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使之在该国得到承认和保护。在这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所谓“地域性”，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指在一国境内根据该国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在其没有取得知识产权的国家，人们可以随意利用已知的智力成果，而不受法律追究；而这里的所谓“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许多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可见，贯穿于“地域性”和“国际性”当中的共同因素，是各有关国家国内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在已经具备了“国际性”的情况下，“地域性”仍然是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区域统一保护制度，也只是使一项知识产权的有效地域扩大了，而不是使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消失了。就《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而言，虽然它们所确立的知识产权超越了一国范围，因而被有的学者作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突破”的例证，[⑦]但是，我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事实的出现并没有否定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因为，这些法律尽管是跨国的，但却又是“区域”的。依据这些法律所取得的知识产权，充其量不过是在该区域范围内有效，超出该区域范围，它仍然是无效的。而且，在冲突法领域，“国家”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概念，它并不象在国际公法领域那样须以主权为要素，其空间范围也不是以领土疆域为界。冲突法意义上的“国家”是指“法域”，即法律效力所及的境域。这个境域，可以小于主权疆界，如美国的州，加拿大的省；也可以大于主权疆界，如欧共体，比荷卢经济联盟：其范围大小悉由法律的空间效力来决定。[⑧]当然，法律的空间效力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意志，但它毕竟是可以同主权疆界相区别的——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法域，也可以同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磋商，签订对各该主权国家都有约束力的条约，从而使该条约的法律效力及于各该主权国家，换言之，就该条约而言，各该主权国家共同构成一个“法域”。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虽然在其一般意义上是与主权疆界相联系着的，但当其进入冲突法领域或从冲突法角度对之进行研析的时候，就必须超越这个一般意义，而以“法域”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便不是“突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而只是使地域的涵盖扩大了，即从一个国家的范围扩大到缔约各国的范围。或者说，这些法律和由其产生的知识产权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效的，而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法域”。但是，在这个“法域”内有效的知识产权，在其他“法域”并非当然有效。因此，即使在上述区域性知识产权立法出现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依然是存在的。
进而言之，如果将来能够产生一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知识产权统一实体法的话，那么，据此产生的知识产权固然不再具有地域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知识产权”，其成立和保护都以统一实体法为根据，但是，在那种条件下，知识产权便不再是冲突法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那将意味着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消除了法律冲突，并且不会再产生法律冲突，各国（法域）知识产权法的差异及其地域属性也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即使那种情况出现，也不会成为否定上述看法的理由。
二、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
如果从“严格的地域性”这一特征出发，我们很难把知识产权同法律冲突联结起来。因为，所谓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民事关系因所涉各国立法不同且都可能对它进行管辖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法律冲突的出现，除了应具备民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各国民法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歧异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各国承认外国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即承认外国民事法律可以在内国发生效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调整在内国出现的某些民事关系。就知识产权来说，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固然存在着许多差异，而在其法律关系中也会存在某种涉外因素，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法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所以，一项知识产权关系即使涉及几个国家，也不会出现所涉各国立法都主张对之加以管辖的情况。[⑨]这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具有严格属地性质的法律，所以，在知识产权领域便不会产生法律冲突。可以说，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且也符合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现状。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中不断发展变化运动着的。就知识产权而言，它从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到可以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而具有国际性，这是一个变化；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从仅仅保护内国人的智力成果到对外国人的智力成果也给予保护——无论是基于条约义务，还是基于内国法本身的规定，这也是一个变化。[⑩]
这表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动力，一是各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二是国家间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使知识产权及其立法愈益国际化，逐渐突破其地域性或扩大其有效的地域范围。[①①]
地域性并不是知识产权本身不可缺少的属性。如前所述，尽管地域性从知识产权制度出现的那一天就伴随着知识产权，并且在后来的历程中又得到“强化”或“确认”，但是，这些都是人为的，是人的意志在起作用，是人们不允许或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具有域外效力，而不是它们本身不能具有域外效力。“地域性”，是外部环境加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而不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因此，只要各个国家愿意和需要，它们就完全可以放弃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固执，而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域外效力，从而使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也当然地得到承认和保护，使一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具有某种支配作用。日本学者广部和也在论及“专利独立原则”时写道：“从理论上讲，不能说专利权受‘属地原则’支配就必须采取‘专利独立原则’。因为各国从各国的产业政策考虑，对本国有利时，可适用于其原属国的专利法规定，可根据其原属国规定的无效原因使在本国成立的专利权无效，这从立法上说，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实践上说，或是从理论上说，对于专利权的成立、移转和失效等，可以与其原属国的法律建立依附或从属关系。”[①②]这个看法，对整个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适宜的。既然知识产权是依法产生的权利，既然法律是国家意志，那么，国家就可以根据其利益和需要的变化而改变其意志，修改其法律，从而改变依法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本质含义并不是说涉外知识产权不能得到保护，也不是说一项智力成果只能在一个国家取得知识产权，而是说非依内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不能在内国得到保护，或者是说一项知识产权只能在其授予国得到保护。而权利授予国，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事实上，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当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上确立下来之后，各国都是允许甚至欢迎外国人到内国来申请和取得知识产权的，只要其智力成果符合内国法规定的条件，内国总是能够批准或授予其知识产权的。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强制许可”等项制度，以保证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能够在内国及时得到实施或采用，推动内国的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１９世纪末以来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国际条约的签订和生效，恰恰反映了缔约各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愿望。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的出现，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统一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可能的，各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政策差异是可以协调的。而许多国家新近的冲突法立法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尽管还不够完备，却无疑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冲破地域性，取得域外效力的态势，间接地表达了这些国家欲使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的意向。更何况知识产权法毕竟属于私法范畴，在当代，许多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如刑法、税法、行政法等等，都已经不再固守地域性的陈规，[①③]那么，属于私法范畴的知识产权法，抛弃其地域性，赋予其域外效力，岂不是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吗？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而紧密，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不仅知识的传播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而且智力成果的价值更加重要更受重视。对智力成果给予更有效更妥善的保护是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间频频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和知识产权谈判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们不愿意承认外国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在其本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以便无偿地利用他们的智力成果。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反映资本家的这种意志，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域外效力，因而导致“海盗行为”横行无忌，直到现代仍然时有沉渣泛起。因此，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说，“地域性”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海盗行为”，如果说在蒙昧和野蛮的时代被容忍甚至受纵容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在人类文明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就是毫无理由的。它一方面侵害、践踏了智力成果创造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破坏了国际社会的人文环境。如果说“公共秩序”的观念为各国统治者所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海盗行为”则是对国际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违反。而取缔“海盗行为”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摈弃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使一项智力成果一旦在一国取得知识产权，即同时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和保护。
通过现有国际条约所确立的体制，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固然可以给知识产权一定程度的国际保护，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有的智力成果并不是在所有缔约国都能得到保护，或者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①④]这种状况，是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的弱点之一，要克服这一弱点，首先须摈弃地域性，而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普遍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