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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中青办发[2002]28号


关于印发《青年就业服务中心管理条例（试行）》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中央金融团工委，中央企业团工委：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的有关要求和共青团全国促进青年再就业工作会议的各项任务，切实加强青年就业服务中心的建设和管理，更好地发挥青年就业服务中心在开发青年人力资源和搭建青年就业阶梯方面的重要作用，把促进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全面引向深入，共青团中央制定了《青年就业服务中心管理条例（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青年就业服务中心管理条例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青年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建设和管理，更好地发挥中心在开发青年人力资源、搭建青年就业阶梯方面的重要作用，把促进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全面引向深入，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青年就业服务中心（包括青年再就业服务中心、青年创业指导服务中心、青年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青年职业介绍所等），是指由各级共青团组织管辖的，以下岗失业青年和城镇新增青年劳动力、农村富余青年劳动力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全心全意为青年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宗旨的事业单位或实体。

　　第三条　中心是共青团组织促进青年就业和再就业的有效阵地，是拓宽青年就业和再就业渠道的主要场所，是实现促进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事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的基础平台。

　　第四条　中心应以社会效益、人才效益为主导，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的有机统一。

　　第五条　所有团属青年就业服务中心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设立要求

　　第六条　青年就业服务中心可建于直辖市和全国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重点联系城市；重点联系城市中工作任务较重的县区团委可建立青年就业服务站；就业和再就业任务较重的街道、社区、企业团委可依托已有的青少年宫、青年志愿者服务站、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等阵地开展工作。

　　第七条　青年就业服务中心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　有开展业务所需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量的开办资金；

　　(二)　有确定的服务项目，为服务对象提供人力储备、就业指导、职业介绍、人才开发、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多方面服务；

　　(三)　有相对科学的组织架构，实行主任负责制，并设市场、培训、外联、发展等业务部门；

　　(四)　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过硬的业务水平、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五)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工作任务

　　第八条　中心的基本任务： 　　

　　(一)　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开展转变就业观念、掌握求职技能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认清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树立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意识；

　　(二)　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帮助服务对象提高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 　　

　　(三)　通过举办专场招工会、就业洽谈会、用工信息发布会，设立择业超市，开辟下岗失业青年再就业专栏（专题节目、专刊），开通青年就业和再就业服务网站，组织劳务输出等各种类型的中介活动，帮助青年及时、准确地了解用工信息，尽快找到就业岗位；

　　(四)　建立求职青年人才库，借鉴和采用科学手段对入库青年的素质、能力、业绩、潜能等进行测评，帮助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设计，促使其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五)　对有创业意愿的青年提供工商登记、项目论证、保险缴纳等专项服务；

　　(六)　运用橱窗、板报、传单等宣传工具，向广大下岗失业青年宣传国家及本地区有关方针政策，帮助他们了解政策，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再就业。

　　第九条　积极争取劳动保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与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及社区、街道劳动保障机构等合作，共同为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作出贡献。

　　第十条　国家和劳动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第四章　评选表彰

　　第十一条　共青团中央定期对各地中心进行检查验收。

　　第十二条　共青团中央每年对各地中心进行评级、授牌并颁发荣誉证书。对于成绩突出的中心负责人，团中央将予以表彰奖励，其中符合条件的，将被优先推荐为全国优秀团干部。

　　第十三条　各级团组织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心建设、管理、发展中的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将其负责人作为青年干部予以重点培养，提供学习和锻炼机会。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共青团全国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团中央青工部）在团中央书记处领导下，行使对全国各级青年就业服务机构工作的协调、指导、督促和管理等职能。

　　第十五条　省级、地市级青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组织领导机构负责对本地区中心的指导、管理和考评。

　　第十六条　中心作为所在地同级团组织的直属事业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业务工作体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其人、财、物开展其业务范围以外的工作。

　　第十七条　中心参加和组织跨区域的大型用工洽谈、劳务输出等活动，须经省级以上团的主管部门统一审批备案。

　　第十八条　中心实行挂牌制度。要将牌匾悬挂在工作场所的醒目位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共青团中央将通过组织检查组、聘请专门检查人员等方式对中心的工作进行检查。对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将及时作出处理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

第六章　经费运营

　　第二十条　中心的启动及运行经费本着自筹的原则，团的主管部门应给予适当的先期扶持。

　　第二十一条　中心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将在试行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加以完善。本办法的修改、变更、解释权归团中央青工部。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犯罪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对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是否明知，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标准。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以确定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本文结合两则案例对此做一些探讨。

案例一

2008年3月，杨兵、王长利代理北京20余人在J省C县社保局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之后转移到北京社保接续（此种行为被称为“异地补填”）。C县社保局将补缴的保险费用60%留下，把40%转移到北京。

在此案件中，杨兵负责联系补缴保险的人并收取费用，王长利给C县社保局转递过一些资料和费用。杨兵共收取20余人150余万元，其中转到C县社保局20余万元，给王长利5万元。其余全部为其所有。检察机关认定杨、王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诈骗犯罪。



案例二

行为人张某因为对涨工资不满，就在销售的产品中设定停机的密码，造成销售给客户的机器在他设定的时间同时停机。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司法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私财物罪。

一、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不是对犯罪的明知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表明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对危害结果明知道什么程度，刑法没有规定。就一般刑事犯罪而言，行为人都会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会构成犯罪。但有些可能意识不到其行为会构成犯罪，但对危害性还是有认识的。明知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而故意为之，证明其已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知法律不免责”。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司法机关也难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行为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可以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的实施。行为到底有没有危害？不是根据个人认识确定的，是根据一般人的理解确定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法盲，这些法盲并不是对危害性没有认识，而是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清楚。

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明知，那么，就缺少故意犯罪中的主观要素而不构成犯罪。刑法上并不要求对危害结果明知道“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就具备了故意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二、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涵

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笔者认为主要是从犯罪的客体、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直接犯罪客体。

虽然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属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但是，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脱离犯罪的客体。一般的犯罪客体是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每个犯罪都有直接客体，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直接客体区分不同的罪名，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仅包括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不得为罪，也应包括没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不得定罪。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体的侵犯，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纠纷。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取消，是因为北京方面认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因为王长利、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案例一”中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由此推论其代理行为是诈骗性质。这一推论就是将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这一因果关系应是“代理行为→C县补缴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续行为认为无效，将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不同。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了社保，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情况，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就成为正当的，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判断，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就导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劫匪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结果都是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仅以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这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犯罪的法律结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再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特意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事中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和有无。如行为的责任能力、动机、目的、手段等。王长利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收取杨兵所给的5万元，但他从没有向“被害人”做过虚假承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并且为异地补填积极与C县社保局进行联络沟通，确认异地补填的合法性。代理当事人寄送资料、代为收款、转款。案例二的张某在停机事件中，明知停机会损害公司信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却诡秘设置停机密码。反映出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人对危害结果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事后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在事后是如实坦白、真诚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及时抢救还是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毁灭证据、订立同盟。

三、是否明知危害社会结果的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第一、根据正常人的常识，能够认识到其性质，就可以判断其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法律禁止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认识到行为性质是犯罪，必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

第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希望或放任行为的发生，就说明其已经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案例二中的张某，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论其是否认识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