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大转舵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于《人力资源》杂志2003年12期
困惑:20多年的国企改革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
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但现实击破了些论据,国企改革面临“大转舵”的迫切任务。
反思:我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所以,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转舵: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尝试:国企MBO改革
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虚拟私有化由空想变为实践。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相互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1990年)
中国政府 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相互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
(签订日期1990年6月12日 生效日期1990年6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发展和加强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在两国政府协议规定的建设和改造项目中给予技术协助以及进行生产技术培训,就相互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国方面授权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苏联方面授权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作为完成本议定书条款的执行机构。由中国有对外经营权的公司和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所属的苏联对外经济公司,以下称为“订货方”或“交货方”,签订项目合同,分别派遣中国和苏联工程技术人员(以下简称“人员”)前往培训地点和工作地点。
交货方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订货方
在建设和改造项目中给予技术协助
第二条 为了完成合同规定的设计勘测、施工安装、所交设备的试验和设备试运转,对订货方企业给予技术协助,交货方将向订货方国家派遣身体健康的、技术熟练的、相应工作专业方面称职的人员。
第三条 交货方人员的专业、职务、人数、派遣期限、工作范围和内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其他具体派遣条件,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相应的合同中规定。
第四条 交货方人员工作的月补偿费(包括休假费)标准规定如下:
顾问 8700 瑞士法郎
总工程师 8100 瑞士法郎
主任工程师 7500 瑞士法郎
工程师 6210 瑞士法郎
技师、工长 4860 瑞士法郎
交货方人员根据订货方国家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就其实际收入交纳个人所得税。如订货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发生变化,双方将补充协商上述月补偿费标准。
上述月补偿费,从交货方人员首次越过订货方国家国境之日起到其工作结束后到达订货方国家首都之日止根据合同规定的整个期间内,由订货方向交货方支付。工作不足一个月,每天按月补偿费的三十分之一计算。
上述月补偿费将从签字之日起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效。从一九九二年起的月补偿费,将由双方另行商定。
订货方还向交货方支付下列款项:
安置费 对派遣期为一年及一年以上的交货方人员第一次来订货方国家时,给一个月补偿费。
补贴费 对在生产条件艰苦的企业工作,在野外或气候恶劣地区工作,以及对加班工作按相应合同规定的方式和标准支付。
第五条 交货方自行承担其人员及家属最终离开订货方国家或休假时的旅费,包括乘飞机时每人30公斤、乘火车时每人80公斤(但乘火车时全家不超过240公斤)的超重行李费。订货方按本议定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办法补偿给交货方上述实际费用。
订货方承担费用和保证:
在订货方国家首都机场或火车站及时迎送交货方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将他们和行李送到工作地点;
为交货方人员提供办公室、办公用品、工作服和劳保用品,以及按项目现行规定采取技术安全措施;
为交货方人员提供配有家具的住房,带必要的生活设施和设备,不带家属者一间,带家属者二间;
如果工作地点不在首都时,交货方人员及其家属第一次和最终回国以及回国休假和休假归来而在首都停留期间,提供房间,一个房间供二人用;
交货方人员从居住地点到工作地点的往返交通。
第六条 交货方人员到达工作地点时,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总的工作计划和短期工作计划。关于对工作计划作必要修改的问题,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
交货方人员每周工作时数,按订货方国家法规执行。规定时数以外的工作,以及本议定书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节假日的工作都算加班。关于人员加班的问题,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
第七条 交货方人员,派遣期限为一年及一年以上者,有权带家属,家属系指配偶和不多于两名未成年子女。
派遣期限一年及一年以上人员,在每工作满十一个月时有休假权。
休假时间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确定,不得影响现场工作。
订货方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前往交货方进行生产技术培训
第八条 为了学习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技术装置操作及维修,订货方派遣具有必要技术基础的人员前往交货方在使用与合作项目同类生产工艺和设备,具有培训条件的企业和部门进行上述培训。
交货方指派业务熟练的具有足够工程技术经验的人员进行上述培训。
第九条 订货方人员的人数、专业、职务、培训期限、目标和内容,以及人员培训的要求及其他具体派遣条件,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合同中确定。
第十条 交货方在订货方人员到达交货方国家之前两个月,向订货方提出在交货方企业或部门对人员的培训初步计划,计划将包括订货方对生产技术培训的要求。
订货方人员分专业培训的详细计划,将在他们到达接待企业或部门后直接编制和商定。关于对培训计划修改的问题,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
交货方保证按照培训目标,在培训计划和大纲的范围内,正确组织订货方人员的教学活动和生产培训。
第十一条 交货方保证到机场或火车站迎送进行生产技术培训的订货方人员。
交货方应按对等原则向订货方进行生产技术培训人员提供为此目的所必需的办公室、办公用品、技术资料、仪器、工具、材料及设备、工作服和按照企业现行技术安全规程提供防护用品,以及订货方人员从居住地点到培训地点的往返交通工具。
订货方应支付的生产技术培训补偿费标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相应的合同中商定。
第十二条 订货方人员的生产技术培训使用交货方国家语言进行。需要时,订货方可派出本方翻译人员,翻译不包括在培训人数之内。
第十三条 订货方人员前往或离开交货方国家的旅费及在交货方国家停留期间的伙食费由订货方自理,而交货方提供协助安排。
订货方人员在交货方国家的住宿费和抵离培训地点前的交通费由交货方承担,订货方按本议定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办法补偿给交货方上述费用。
共同条款
第十四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相互提供协助办理居住许可证,必要时办理入境、出境签证以及其他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
订货方和交货方分别保证人员及其家属在本国领土上居留期间的安全。根据驻在国医疗制度提供包括住院治疗的医疗。镶牙、配眼镜由人员自费。
第十五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人员应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遵守驻在国企业、部门内部现行制度和技术安全规则。
第十六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相互提供的一切资料,只能用于合同中所规定之目的,未经合同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公布,不得扩散,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第十七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合同有效期满前召回本方人员。
此种召回不应影响现场工作,应预先通知,在订货方和交货方相互协商之后进行。
第十八条 订货方或交货方人员生病或发生不幸事故时,合同接受方采取一切措施,给予病者或伤者治疗。
如果派遣期为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交货方人员生病或受伤按45天的病期尚不能工作时,交货方将及时派人更换,派遣期不到六个月的人员,如果病期超过30天时,就应更换。
订货方对派遣期不到六个月的人员从连续生病第31天起停付补偿费(对派遣期为六个月以上的人员从连续生病第46天起停付补偿费)。
第十九条 与提前召回和更换人员有关的费用,按本议定书第五和第十三条之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人员在驻在国停留期间死亡时,订货方和交货方本着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与办理善后事宜有关的一切问题。
第二十一条 下列中国和苏联的节日为人员在驻在国的休息日:一月一日、五月一日、五月九日、十月一日和二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中国春节三天。
第二十二条 支付交货方派遣人员赴订货方国家的补偿费和订货方派遣人员在交货方国家的生产技术培训费,将由订货方按照现行中苏换货和支付协定以瑞士法郎支付。
第二十三条 本议定书对派遣人员条件的其他未尽事宜,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签订合同时商定。
第二十四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签订合同,分别报经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述的中国执行机构和苏联执行机构审批,并及时相互通报结果,以最后批准的日期为合同的生效日期。
第二十五条 经中国和苏联有关公司同意,在本议定书有效期内,其他项目合同,也可按本议定书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效。如期满前不少于三十天任何缔约一方不书面提出中止本议定书,则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议定书生效之日起,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相互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即行废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0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修订。正本共两份,每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沈觉人 卡恰诺夫
(签字) (签字)